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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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铀在读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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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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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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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一味求真，真的就是正确的吗？》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知识分子想继续搞科普，怎么搞？》以及《中共是如何从「你党」变成「我党」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这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下：
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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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而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与阴谋。在日本已经建立伪满洲国和正在鼓动“内蒙古自治”的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长期以来，“民族”一词被同时应用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上，“民族主义”也被同时应用在全体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与56个“民族”相关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两个层面上，而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内涵和社会意义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层面上混用同一词，给国人对这些词的理解和对外翻译带来了一些问题。
……200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的《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再次建议我们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而对56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56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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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我所持观点的批评以及各种不同意见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主要根据就是官方确认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国内民族理论界长期宣讲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我国中央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
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学习苏联经验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从西柏坡来到北京的党中央确实缺乏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经验，而“二战”中战胜了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的苏联很自然地成了新中国在各领域学习和效仿的成功榜样；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一边倒”。毛泽东说“良师益友是苏联”，新中国在许多领域几乎是全面学习苏联的体制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当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以“民族”为单元发生了政治解体，其他东欧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第四，极力围堵和分化中国的各种国际反华势力活动日趋活跃，直接介入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第五，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色彩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如2008年拉萨“3 ·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在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体的“民族”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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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民族”一词相关的是“中国本部”的提法。这一提法在当时也广为流行，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流传危害极大。因此顾先生在《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年1月1日）上首先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两篇文章的主题紧密相扣。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Manchuria，称满人为Manchus，称蒙古为Mongolia，称蒙人为Mongolian，称新疆为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Mohammadans，而称我们的十八省为China Proper，称汉人Chinese，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我们从前的名称是西域，现在的名称是新疆省，他们都不用，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顾颉刚，1939c）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秩序”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黯然失色，并迅速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不仅是对西洋社会和“外交事务”的解读，甚至连涉及中国内部事务的许多概念、人们的观念和用语也受到外国话语体系的影响。
……清末民初，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成为风气。而建学校就需要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大多直接译自国外同科目的教材，由于日文教科书中大半是日本汉字，翻译起来快捷简便，所以中小学教材多译自日文。在当时内忧外患汇集交错的危急年代，对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及用词，又如何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慎重和仔细地加以审查与推敲呢？……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奏章上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等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就可见出日本的博士们是怎样的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的土地的凭证，而帝国大学把他们所造的谣言发表于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
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譬如一个人捉到一只蟹，把它的八条腿折断两条，它固然伤了，却不是致命之伤。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外国人觉得尚可原恕，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成遂，九一八的事变于是乎在充分准备之下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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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先生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顾颉刚，1939b）
……顾先生在此也明确表示反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1939b）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顾颉刚，19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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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差异的重视要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
……1938年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则更多地受到史禄国教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自然会十分强调群体之间各种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会忽视这些人类学家最关注的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
……顾先生自然也深深感到学科取向之不同，但是他“愚诚”地希望中国人类学家们在遵奉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圭臬时，也能够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关心一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走向和国家分裂的现实风险，这才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费孝通先生理解顾先生立论的目的是关注“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但是费先生强调“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也不必否认这些团体是“民族”。他认为防止国家分裂的办法，并不在于各群体是否被称作“民族”，而在于如何实现群体之间的平等。
……但是1939年时的形势似乎并不如此简单，上述这一条原理未必是导致当时中国面临分裂危机的主要原因。“满洲国”的建立是因为东北的汉人歧视和压迫满洲旗人吗？德王策动的“内蒙古自治”是由于在察哈尔的汉人歧视和压迫蒙古人吗？这里固然有外部势力的怂恿、策划甚至直接推动，但是假如不是在“民族意识”上已经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清晰的区分与隔阂，这些分裂活动会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形式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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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回想起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面对国内已广泛流行的“汉民族”、“蒙古民族”等提法和国家分裂的风险时，在用词调整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就是继续都称“民族”，但是建议区分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
“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1903: 75～76）。同时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
梁启超先生保留了“民族”一词在不同层面上的使用含义，但是努力用“大民族主义”理念来抵消汉人和其他各族“小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避免在帝国主义挑拨下中华各族之间可能发生的内斗。不去否定已经流传的现有称谓（“民族”），但是在其内涵上做出新的界定，以此来强调“一体”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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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费孝通先生在讲话中曾回顾了1939年他与顾先生之间的这场争论。
……我看了这篇文章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
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费孝通，1999: 30）
……但是，即使我们不应该简单去“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希望中国各少数民族都以“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内涵”来理解和使用“民族”一词，而不接受国际通用的“民族”（nation）的概念，在对外国际交流发展到今天的现实社会里，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费先生的这番道理与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rell）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郝瑞也认为中国汉语中的“民族”一词不同于西方话语中的“nation”，他建议在英文中采用拼音“minzu”，既不用“nation”或“nationality”，也不用“ethnic groups”（郝瑞，2010）。但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之外的50多亿人中，有几个人看见“minzu”（如“Introduction of Minzu Policy of China”这样的句子）就能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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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面对的现实，和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的情景也有几分相似，即外部一些势力一直努力向中国各少数族群灌输现代西方的“民族”观念，并以此推动“高度自治”和“民族独立”运动。
所不同的是，在1939年，“满洲国”已是事实，“内蒙古自治”运动也在实实在在地进行，而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政治统一，一些民族分裂集团只好由外部势力豢养在境外进行鼓噪。
但是既然已经有其“民族”（无论英文译作nation还是nationality）之“名”，就难免要去求其“民族”之“实”。中国的各少数群体是否应被称为“民族”，在今天恐怕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涉及国家统一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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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by 顾颉刚
……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
举一个例罢。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瓯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其子期视受封为顾余侯，他的子孙姓了顾，于是东汉有顾综，三国有顾雍，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现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是当时慕容氏之裔，姓连的便是当时赫连氏之裔，至于姓刘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汉还是胡了。
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灭了金，把金人都称为汉人了，《辽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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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上面已说明。现在我再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
上面说过孔子不愿意被发左衽，似乎他老人家嫌弃夷狄的文化；其实不然，他只是希望人们过着较好的生活，并不是要人们非过某一种生活不可。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
试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
商周时的音乐，最重要的是钟、磬、琴、瑟，其次是鼗、鼓、笙、萧、柷、敔、埙、篪之类。但到了后来，这些东西只能在极严重的祭仪中看见和听到，且而听了之后也毫不会感觉到兴趣。除了笙箫和鼓之外，其他的乐器在民间是早淘汰了。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
再说，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
我们骑的是马，不消说得，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单人匹马，以前都是用马拉车的。
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就算了。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之起也是为的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即是胡服的一种。
现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纸扎铺里定做许多纸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给死者收用，然而我们知道从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冥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
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
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
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
我们敢确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他们不嫌弃异种的人们，也不嫌弃异种的文化，他们觉得那一种生活比旧有的舒服时就会把旧有的丢了而采取新进来的了。
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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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
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然而我们何尝自己开过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规定汉人或汉民族是我们的正式称谓，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名词！
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
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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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
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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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郑重对全国同胞说：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
以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即在中华民国国境内的各种各族的文化的总和）为生活的，勉强加上一个名字叫做“汉文化集团”。
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汉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仪，可以称作“回文化集团”。
信仰喇嘛教的，他们的文化由西藏开展出来，可以称作“藏文化集团”。
满人已完全加入汉文化集团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团了。
……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它们真是这样厘然秩然各不相混的，须知这仅是一个大体的观测，并不是究极的意义。这三个集团都没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相牵连的。
新疆的缠回固是突厥族（这里所称的突厥族并不指定突厥国的后裔，乃沿用西洋学者的说法，指蒙古族以西的一大类人。突厥族之移居关内的，如汉朝的南匈奴，唐朝的回纥兵，已混合在汉人里），而内地的回人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汉人（百分之一是到内地传教的阿剌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后裔），除了信仰祈祷和食物禁忌以外再没有和汉人两样的地方。
我走到甘肃的宁定县，听那边人讲，在十几年以前这一县的人民汉和回各占半数，但到近几年汉人数目竟减至百分之五而回民升至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会这样变？就因经了一次大乱，汉人感到需要宗教信仰，相率加入回教了。这是眼前一个极清楚的例子。以今证昔，就可明白内地回民的来源。信仰自由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上，一个汉人他愿意信回教时就是回民了。
……怪不得宁夏主席马鸿逵先生驳斥他们道：“要是回教徒可以唤为回民族，那么中国信佛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犹太民族呢？”
……再说汉和藏的文化关系。西藏虽和印度接界，但因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佛教早先不曾传去，那时他们的宗教只是巫教。自从吐蕃的君主弃宗弄赞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公主酷好佛法，佛教才开始在西藏兴盛起来。
……我到青海，听说十余年前，西宁道尹黎丹开办藏文研究社，招集青年攻读藏文，有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名叫刘登魁，他的藏文学得不差，适逢卻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当了继任的活佛。
……更看信仰回教的人，在中国境内似乎只有缠回和汉回两种，可是河州大东乡的蒙民虽依旧说蒙话，却全信了回教；青海辉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藏民信回教的如撒拉，在六百年前只有八个缠回进入番地，娶了番女成家，到现在已有数万人了，嫁给他们的番女都是回教徒了。
……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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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九日。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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