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 历史，是最真实的经济管理案例

by @斯芬克斯

全文约 20000 字，阅读约需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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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了这本书——王伟的《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书名起得跟垃圾畅销书一样，叫什么狗屁权力密码，太失策了，差点埋没了一本难得的用现代宏观视角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好书。

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另外，王伟写的书都有这种风格——不太在乎文辞或者语气，就非常平实地叙述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作者想要说明的客观规律。

顺便也推荐他之前的几本，比如《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国博弈》之类的，都挺平实有趣，读着轻松而有收获。

然后呢，《权力密码》这一本里我觉得值得摘抄的段落实在是比较多，所以我就按小标题（我自己加的）罗列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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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的价值

对于我们普通人，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丰富谈资、提升个人形象的装饰品，或者干脆就是个人消遣。但是如果你还有更高的追求，那么历史对我们的意义将是非同寻常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永远都不会缺乏信息，我们经常处在一个信息过度的状态。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热点事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判断力其实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升，相反，看得太多，反倒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

这个时候，暂时停下来，把那些新闻热点暂时搁置在一边，我们去梳理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反倒可以让头脑恢复清醒和冷静。

而这些能使人清醒的东西，就叫“历史”。

从史前一万年到现在，人的生理构造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这意味着我们身上有着和老祖宗差不多的需求和欲望。因为这个原因，事实上，权力、经济乃至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从古到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或者可以说，历史上从没有过多少“新鲜事”。

相对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几周以前的新闻热点事件，显然在看待几百几千年前的事情时，人们更容易保持超然的心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看历史时，更容易总结出对我们有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

历史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一段历史，无论其本身是黑暗还是光明，都不影响其中的智慧含量。对于历史，正确的态度既不是戏谑，也不是当祖宗牌位一样顶礼膜拜，而是以一种更加技术化的角度去切入，去一步步地解剖它——王朝兴，是因何而兴；王朝亡，是为何而亡。

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其实就像是一份份的王朝验尸报告和病理分析报告。

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有书籍作为载体，我们只要肯去学，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并非难事；而智慧则不然，它永远都只可能存在于一个个的具体事件当中，需要我们自己去总结。

知识就好比录入电脑的各种数据，智慧相当于这台电脑的CPU，而人，就是这台电脑。

在一次次对历史的解剖中，我相信智慧会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渗入我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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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和权力的本质

治水成功以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天。

在古代，组织祭是权威性的体现，其实现在也一样，农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辈。

当时舜还在位，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甚至可以视为僭越，可是诸侯们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

唯独防风氏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他们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能用故意迟到，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然后将尸体大卸八块。

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级的，他们是两个不同部族的首领。可是大禹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对此都予以默认。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

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意在立威。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

要真正掌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一些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

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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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纣王的失败改革

商朝内部，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正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贵族把持着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而最终要为这个局面埋单的只能是纣王他们一家。

纣王登基以后，很快就在内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对外，开始集中力量征讨东夷族叛乱。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企业而言，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最麻烦的。

这种时候，把握好时间差，集中力量先解决掉相对弱势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虽然这样明显带有赌的性质，但是至少赢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赌，那就只能等死。而且这个时候商的实力不弱，早赌好过晚赌，再晚几年，国家在众多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拖累下，可能连赌的资格都没有了。（感觉就像十八大之前的中国）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内政。

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对垄断政治资源的贵族下手。当时商朝的官位事实上已经都成世袭的了，丞相的儿子还是丞相，将军的儿子还是将军。纣王登基以后，一方面打压贵族出身的官员，一方面开始大量从平民甚至奴隶阶层选拔人才，同时还宣布，贵族的奴隶只要进入朝歌，就可以算自由民。这从人性、从文明角度来说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而当时纣王的考虑，应该说更具体，从草根阶层选拔人才，可以给早已腐朽的官场注入新鲜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而奴隶在当时，本质上是贵族重要的私有财产，给奴隶自由也是在削减贵族手里的资源。《封神榜》里说纣王滥杀大臣，原因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除此以外，纣王还开始逐渐减少祭活动。那时候，人们一度非常迷信神鬼，当时大到打仗，小到盖房子都要占卜，这导致祭司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的一张嘴，他要是说占卜结果是“大凶”，这事还怎么做？

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资源来和稀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这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

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他的几项改革措施都直击要害，可是正因为他看得实在太准了，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剧。

……周武王开始率军东进，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武王伐纣。在出兵之前，周武王姬发给纣王列出六条罪状：1．好喝酒；2．听信妇人言；3．自信有天命；4．不祭祀神明祖先；5．不重用贵族；6．任用“小人”。

前面几条显然都是拿来凑数的，关键在于后两条。在古汉语里，“君子”和“小人”的意思最早不是说道德水准的好坏，而是指社会地位，所谓小人其实就是指草根阶层。

周武王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商朝的贵族们听的。他是在提醒这些贵族，纣王才是那个断了他们财路的敌人。周武王的话还有一层意思，既然我说纣王的改革举措是错的，那么今后如果我得了天下，就会把纣王的改革废除掉。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贵族背叛了纣王，这里面级别最高的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

众多贵族官员的叛变，导致了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彻底瘫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的好几万军队从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出发，一路连打带杀，不远万里推进到河南新乡。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动静，纣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始终把主力军队放在东部和东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释是，朝廷内部已经没几个真正的自己人了。

……战败后，纣王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妃子一起自焚而死。人要是想自杀，其实办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纣王之所以选择这么惨烈的死法，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自己的尸体，让周武王连拿着自己首级炫耀的机会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商纣王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确的，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奈，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能够成功。

商朝的种种政策弊端已经累积了数百年，各既得利益阶层早已是树大根深，彼此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连商王室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中的一员。

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如果保持现状，就会被疾病慢慢吞噬掉生命，可如果上了手术台，结果很可能就是直接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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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的背锅赵括

赵国的变法改革，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

这个提法表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军队方面的改革，也顺便改了一下大臣们的着装。但实际上，赵武灵王的真正意图是削藩。

因为赵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军事贵族，赵王搞军改，其实就是为了削弱这些军事贵族手里的权力，或者叫政治资本。一旦这个最大的本钱没了，贵族们就再没筹码和中央政府叫板了。

最开始的时候，赵国中央政府连贵族封地的税都收不上来，改革以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还是留有后患。

赵国名将赵奢，也就是赵括的爸爸，最早就是负责向地方征税的。当初因为要向平原君赵胜收税，赵奢差点死在平原君手里。

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赵奢当初收税应该是得罪了不少贵族，因为后来秦赵的长平之战，赵国已经打成了一个死局，这时候赵括被推到前线替下廉颇，最终战死沙场，承担了整场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这件事现在看来，依然是细思极恐啊……

所谓「纸上谈兵」，其实真实历史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我们按时间推算，赵括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奔四十的岁数，而且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他父亲——名将赵奢的麾下做参谋，赵国对秦国不多的几场胜仗，比如麦丘、阙于，赵括基本都参与了。要是论对秦军的作战经验，其实赵括反倒比廉颇强，所以赵括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无实的毛头小子。

……长平之战最开始和赵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战国中后期，秦国一直觊觎韩国手中的战略要地上党，为了夺取这片土地，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和韩国连续打了三年仗。三年之间，秦军夺城十余座，斩首五万多，彻底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韩王彻底被打绝望了，同意把上党郡十七城全部割让给秦国。结果上党太守冯亭却来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没按照韩王的命令向秦国投降，而是跑到赵国，向赵王提出愿意把上党郡献给赵国。

当时赵孝成王登基还不到四年。接到冯亭的信以后，赵王的叔叔赵豹就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为了上党整整打了三年，中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如果被赵国凭空“摘了桃子”，以秦国的国力，人家自然不肯善摆干休，打仗就是必然的。

面对强秦，赵国只要开战，肯定就是全面战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你打输了，那连家底儿都得赔进去。而秦强赵弱，打输还是大概率事件。

可是赵王却一意孤行，要定了上党。

……这听起来特别愚蠢，但是这种眼界在企业决策中并不少见。举个例子，比如某老板看中一个项目，于是不管不顾，公司里所有业务必须围绕这个项目来做，如果最后项目成功了，其实赚的也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失败，那给这家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

……廉颇除了资历老，并不算多出色的将领，和秦军打仗的经验远不如赵括。赵军在廉颇的率领下从韩国人手里接管了上党郡十七城，结果面对秦军的攻势，廉颇一座也没守住。

丢了城不算，赵军一跑出来马上又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高平市，长平之战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长平，赵军筑起两道防线，第一道很快就被秦军攻破了，廉颇只能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消极避战，这就是所谓的坚守不战，你出去根本打不过人家。

这一路把廉颇打得满地找假牙的不是名将白起，而是一个叫王龁的将领，这个人在史书中记载得不多，爵位是左庶长，只能算是中偏上，并不算是特别冒尖的将领。

……当时赵国是六个诸侯国里，唯一还能主动和秦国打一打的国家，此时赵军四十多万被秦军困在长平，对秦王来说，这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这四十五万人不光是士兵，还是宝贵的青壮年劳动力，如果能把他们全歼于长平战场，那赵国就彻底被打废了。

……从赵国的角度来说，这时候长平已经是一个死局了。廉颇在前线损兵折将，连吃败仗不说，最后还给赵王出了一个极不靠谱的主意：坚守不战、以拖待变。可赵国的家底远没有秦国厚实，廉颇在长平拖了整整两年，秦国没什么事，赵国的国库倒是已经见底儿了。再让老头儿这么拖下去，不但前线的赵军要饿死，后方的赵国人也要吃不上饭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才想起来，后方还有个和秦军打过仗的赵括。这个时候的赵军其实就剩下少半条命了：损兵折将、连吃败仗、士气低落，所能依托的只有一条防线，后勤已经被秦军切断了，而且就算没切断，后方也没粮食了——总之，是没时间、没空间、没资源。

这个局面，谁来指挥都破不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让人能感觉到的，其实是悲壮。赵王不知道，但赵括自己肯定知道这是有去无回。赵括的母亲在赵王面前竭力贬低自己的儿子，实在拦不住了，又让赵王承诺一旦战败追究责任，不能殃及赵括的家人。

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换上了武安君白起。这里面的逻辑就很有意思了，之前廉颇被王龁打得那么惨，要是赵括真的那么差，秦国人干吗还把国宝级的名将搬出来？

赵括到了前线，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最后赌一把。赵括的主动出击以失败告终，赵军被秦军在一条河谷中围困了四十六天。最后，赵括带领残余赵军对秦军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赵括本人在冲锋中被秦军乱箭穿身，死在了战场上。

从军人的气节、操守来讲，赵括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当时如果赵括选择投降，凭他手里剩下的十几、二十万人马，完全可以给自己谋个好出路。

按照史书记载，这一战虽然以赵军失败而告终，但秦军也伤亡惨重，短时期内无力再战。能用一支残破之师打出这样的局面，显然，赵括的军事素养并不差。

而真正可悲的是，无论是赵孝成王还是老将廉颇，都没有承担一丝责任，所有战败的责任都落在了战死沙场的赵括一人身上，可以说这君臣二人之前是无能，这时候简直就是无耻了！

如此头脑，如此胸襟，这样的领导者，谁会甘于为你效力？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般人，赵孝成王绝对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刻警示自己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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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归赵的失败外交

“完璧归赵”……其实是一个外交失败的经典案例。

这个故事通常都是这样说的：秦王看上了赵国一块叫做“和氏璧”的稀世美玉，就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来换。赵王怕秦王赖账，于是就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几番斗智斗勇下来，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细琢磨下来，这个故事其实挺不靠谱的。在蔺相如所处的战国中期，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乱世，列国之间的战略态势在本质上和近现代的欧洲基本一样。那种环境下，人们的思维都是非常成熟和务实的，不成熟、不务实早就被淘汰掉了。

在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的环境下，哪个国君会头脑发热，拿本国的城池换一块好看的石头回来？其实这件事里面，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和氏璧。秦国之所以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战略试探。

……当时能主动给秦国制造麻烦的，只剩下南边的楚国和北边的赵国，秦国的战略重点也是这两国。相对来说，楚比赵在军事上要更弱一点，所以更好打。秦国要打楚国，首先就要先稳住赵国，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要稳住赵国，那就必须先要摸清它的底儿。

……赵王偶然间得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也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秦王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要求：用秦十五座城来换赵王的和氏璧。

这件事搁在当时看也是很不靠谱的。宝玉再稀有，但它终归就是一件玩物，而城池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但这件事妙就妙在这个“不靠谱”上。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强化你的检验效果。

后来赵高“指鹿为马”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指鹿为马这件事荒唐，他才能一下子分辨出朝堂上哪些人对他死心塌地，连脸都可以不要。

面对嬴稷的这个要求，赵王该如何接招？

……赵惠文王最好的应对策略就该是一口回绝，这样秦王摸不透自己的底牌，后面才有机会保持这个均势的局面。可偏偏当时谁也没看出这一点，赵王没有，蔺相如也没有。蔺相如建议赵王答应秦国的要求，理由是：如果秦国不给城，秦国不占理；要是不答应秦国，那不占理的就是赵国。总之，说来说去他的注意力就没跑出这块玉去。

由此开始，其实后面的故事无论多精彩都已经失去意义了。这么不靠谱的要求赵王都答应了，就说明赵国从心底对秦国是怀有畏惧的。到此，秦国的战略试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

眼界决定成败，眼界过低，很可能事情早就办砸了你还浑然不知。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企业准备借着“一带1路”的东风投资海外，那么仅仅去做一个一般商业盈亏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投资国的社会概况，这些听起来远在天边的东西，在未来都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项目乃至你的员工身家性命的存亡。

……从利比亚到伊拉克，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次因为相关国家的战乱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事实上这些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你不可能预测那里会在几月几号出什么样的乱子，但是只要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致的概率，还是没问题的。

……“完璧归赵”这件事，蔺相如从最开始就判断错误，而且在面对秦王时，蔺相如还说话说走嘴了。史书记载，他当时怒斥秦王不守信用，其中有一句话是：“和氏璧，天下共传之宝也，赵王恐，不得不献”。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你明明白白告诉对方，你的国君怕人家，这算什么事啊？

……从“完璧归赵”以后的第二年开始，秦军一年攻打赵国一次，连着打了三年，每一次规模都不大，但都以秦军完胜告终。每一战都能攻下赵国一两座城池，斩首两三万人，这个战果说大不大，但绝对会让对方肉疼。秦国之所以这么零打碎敲地攻打赵国，主要还是为了震慑。既然你都说了“赵王恐”，那我就必须让你知道，你的害怕是正确的。

到了第四年，秦昭襄王感觉火候差不多了，约赵惠文王在韩国的渑池会盟，订立停战协议。至此，秦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不久之后，秦军开始大举伐楚。楚国被打残了之后，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再后来，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国可谓倾尽全力，一举打残了赵国。

由此来看，蔺相如对比苏秦、张仪、李悝、商鞅等名臣，至多只能算是能力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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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跨学科能力

商鞅的老家在卫国，差不多就是现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那一片地方。

当时，卫国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但是文化氛围非常特殊。卫国的老百姓都是殷商的遗民，国家实行的也一直是商朝留下的法律和制度，而它的国君还有贵族，则是周武王姬发的兄弟及他们的后裔。

如此一来，卫国这个国家内部，既有来自商朝的商业文化，也有来自周朝的农业文化，此外还有那么点游牧文化的影子。而且，这个国家地处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在地理上，这里也是一个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之所。

除了商鞅以外，战国时代对中国文明进程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比如吴起、李悝、张仪、吕不韦，他们的老家其实都在卫国。这么多牛人在一个地方扎堆肯定不是偶然的。奥妙就在“交汇”这俩字上。

所谓文化多元化，并不是说让好的坏的、先进的落后的并存就可以。不同的文化必须要能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几种文化可以彼此交叉、杂交，优胜劣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文化，才是具备竞争力的，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各种单一文化的短板。

放在现在来说，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你当初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在有余力的前提下，都不建议你朝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黑”，应该尽可能地多去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甚至去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工作，这对一个人来讲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需要你了解得有多深，但一定要广博。这种知识多元化，在本质上和文化多元化差不多，它首先带给你的好处是让你的未来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谁也不能保证你毕业以后一定就专业对口，更不可能保证你一辈子只干一个领域的工作。知识多元化的积累过程，首先培养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人脑子里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老师教给你的，而是自己学的，那么在面对一个新领域的时候，这个人肯定会比其他人心里更有底。

其次，这种多元化认知，会在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多的视角，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机会。

除了生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以外，商鞅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上层的思维方式、政治斗争的基本套路肯定比普通人更熟悉。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说，商鞅其实是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那批人，所以我们总说草根逆袭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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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变法在于创造新阶层

早在十多年前，秦献公嬴师隰已经开始给秦国的这场巨变铺路了：

原本秦国有一个非常野蛮的制度，国君为了保证太子顺利上位，会在自己去世时要求重臣自杀殉葬，这与现在有些企业高层调整会裁汰一大批中层是一个道理。秦献公继位以后，首先废除了这个人殉制度，稳定了中层的人心。

嬴师隰这么干，从道义上说肯定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保证那些老臣就一定领情。情义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但是要换得忠诚，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你还需要必要的利益捆绑。

所以献公还有后手——把秦国首都从原来的雍城东迁到了栎阳（西安市阎良区）。栎阳离魏国军事占领区二百公里，如此一来，秦国的国君和大臣，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面对魏国，如果大家做不到同仇敌忾，谁也活不了，国君只是要钱，敌人是要命的，这个分量任谁都会掂量出轻重。

而更疯狂的是，秦献公在实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复仇的名义主动和魏国开战，为收复被占领土，一连打了三仗。其实献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魏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只要战争规模仅限于秦国的领土，魏国就不太可能和秦国玩命。

嬴师隰发动战争的名义在政治上完全正确，老臣们又刚得了国君的好处，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反对这场战争。连续的战争一方面加剧了秦国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秦的中央集权，同时又为后续的继任者在外交上留出了回旋的空间。

里外里算下来，这步棋走得还是合算的，但风险也非常大。如果继承人能力稍有不济，后面秦国就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了。

要想完成改革，领导者还必须足够强势，如果势力不够强，那么商纣王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要改革就必须先行强化中央集权，强化一把手的权威。

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继位以后，嬴氏家族对秦国的改造进入了第二阶段：嬴渠梁首先把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变现。经过上一代的折腾，他对秦国的持股比例已经远高于父亲，他首先开始和魏国谈判，以停战来换得秦国的外部和平。

如果嬴师隰之前不打那几仗，秦国谈判的筹码就只能是割地了，如今只要停战就足够了。因为魏惠王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东部，秦国在西部的死缠烂打耗费了魏国不少精力，魏国对于停战自然是乐见其成。

其实所有的谈判都是这个道理，妥协并不一定就是出让既有利益，你完全可以主动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嬴渠梁的第二步是外聘CEO。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本质上都是股份制，要想重塑利益格局，那么新任的CEO就不能和利益集团有瓜葛。嬴渠梁对外发出了《求贤令》，也就是“招聘启事”，这个招聘启事，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首先，嬴渠梁把前六代国君为政不善的地方一一指出，这就等于给未来的CEO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如果大Boss要带头去“装”、要遵守政治正确、要文过饰非，咬死了说秦国历代领导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秦国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你让外聘的CEO怎么做？

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纠错，如果之前的政策制度都没错，那你还纠什么？如此一来，之前的每一个错误都会成为限制管理者施展手脚的一道红线。如今嬴渠梁自己先承认了这些错误，等于是去掉了这些政治上的潜在束缚。

其次，《求贤令》没有说什么“实现你的人生价值”或者是“追求崇高的理想”，里面对待遇说得非常简单明了——“与之分土”，也就是直接给你干股。

“理想”只能是留给人才自己去谈，当一个老板和你谈“理想”谈“价值”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他给不了你“现实”。只有这样的招聘启事，才能给秦国招来商鞅这样的不世大才。

……商鞅到了秦国以后，整整沉寂了两年，这段时间嬴渠梁所做的无非两件事：

首先，进一步地考察商鞅，并且和他进行思想上的磨合。所谓用人不疑，大前提首先是你真的搞懂了他要干什么。

另一方面，嬴渠梁还要替商鞅储备人才。任何事最终都要由人来做，想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你就不能指望利益受损者替自己干活，只能是组建新的行政班子。这件事由嬴渠梁亲自来办，也保证了日后自己不至于被新的管理层架空——这是用人不疑的第二个大前提，就是你始终可以控制他。

经过两年的密集筹备之后，嬴渠梁对商鞅的任命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任命他为左庶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但是，商鞅即将要承担的是大良造（国务院总理）的担子。

嬴渠梁之所以这么做还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一旦改革出了纰漏，商鞅身为中层干部，理论上说只能算是政策的执行者，担负的责任最多是办事不力，嬴渠梁作为名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就能替他挡枪，这样对变法的冲击就不会太大。

如果任命商鞅为大良造，也就是CEO，那么他主导下的变法要是出了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商鞅来承担，到时候嬴渠梁也保不住他，且由此带来的冲击威胁的不只是商鞅，还包括改革本身。

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说明君臣二人的配合已然达到了十分默契的程度。

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嬴渠梁的布局就是步步为营，把每一步可能遇到的状况都算计到了。当时嬴渠梁顶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商鞅不过就是三十来岁。后面整个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手里完成了转向。

……所谓变法，说白了就是三个目的：强化中央集权；压制既得利益阶层；扶持壮大中产阶层。

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在于第二条。强化中央集权就是要从贵族手里拿权，壮大中产阶层是要从贵族手里拿钱。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

……秦国新政第一个修改的是爵位制度：宣布爵位不能世袭，只和功劳挂钩。打仗立功可得爵，种地生产搞得好也可得爵，或者你有其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行，总之立功才可以得爵位。新政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有了这个国家的股权，爵位越高，持股比例也就越高，可以说一个人的爵位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

之所以首先改革爵位制度，是因为嬴渠梁和商鞅对秦国的国情看得很透。秦国的贵族和《红楼梦》里贾宝玉式的贵族完全不同，因为常年处于战争状态，这批人根本没机会“腐化堕落”，贵族子弟到前线打仗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不含糊，所以新的爵位制度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什么损失。

而对平民百姓来说，这等于给了底层一个上升通道，让草根逆袭有了可能，自然就是皆大欢喜。

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以功得爵的制度，把平民中的精英一步一步地选拔了上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和一个脱胎于这个阶层的新的政治精英，这些人都是新法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从数量上已经压倒原来的既得利益阶层。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盘，才谈得上后面去“怼”既得利益阶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存量的阻力要小。改革能不能推进，首先取决于人，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这里说的受益，是说人们在新的体制下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这和开仓放粮式的收买完全是两码事。

除了爵位制度以外，新法里面还有一条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可理喻的条款，就是“什伍连坐”，一个人犯罪，他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要跟着吃官司。

其实这一条也没想象中那么不可思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熟人社会，我们现在这种隔壁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状态，也就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事。在此之前，一个人要是有点异常的举动，周围的熟人毫无察觉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什伍连坐”理解为“知而不举为罪”，就合理了。

这个法条表面看对贵族阶层没很大影响，但是这里面的奥妙就有意思了。颁布法律搞连坐，首先就要对全国人口进行户籍登记，谁和谁是邻居我得弄清楚吧。于是嬴渠梁和商鞅把秦国的家底儿都摸了一遍，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产情况在他们心里也就有数了。

……经过十年时间，秦国第一阶段的变法才不紧不慢地走完。清朝的戊戌变法，光绪帝在103天内颁布了一百多份诏书，这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就算没有慈禧太后，他能成功也是见鬼了。一句话，改革急不得。这十年，嬴渠梁和商鞅把贵族的墙脚也挖得差不多了，新贵阶层此时已经发展壮大，足以制衡旧贵阶层。

于是，第二阶段变法开始。后面的路就顺畅多了，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权，政治上实现郡县制，中央权力一直管到乡村一级，改革的核心目标至此完全实现，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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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也算犯罪

这里我们要说的，算是一条历史冷知识。在秦国的法律里面有这么一个条款：秦政、秦法不得颂扬。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不但不能对国家政策造谣诽谤，随便歌功颂德也被法律明确禁止。如果你穿越回秦朝，千千万万记住这一条：拍马屁是要吃官司的。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行（指变法）之十年，秦民大悦（老百姓Happy了，都感觉世道变好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治安好了），家给人足（生活富裕了）……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当初到处宣扬秦国改革如何如何不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开始组团夸大秦改革改得好了）。”

结果商鞅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拉低了社会底线），尽迁之于边城（统统流放到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件事以后呢，这类人统统闭嘴了）。”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出一次远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流放、发配，即便不会让你死，也能要你半条命。所以这个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了。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按照《史记》里面的说法，最开始骂改革的人，和后来夸改革的人，其实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之前他们骂的时候，没被怎么样，最起码没有受这么重的处罚。

……之所以定下这么一条法律，商鞅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为了避免出现官员沽名钓誉，光搞“面子”工程的问题。

打个比方：一条河分成两个河段护理，一个河段的主官兢兢业业，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每年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加固河堤。有朝一日洪水来了，这个地方因为基础工程做得扎实，老百姓虽然没有受灾，但是也不会对主管官员有什么好感。

另一个河段，主管官员平时啥事不干，随便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怎么高兴怎么来。到了发大水的时候，这位就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几天几夜没合眼，最后累晕过去，刚被抬下去，醒过来又冲上去……

要是论口碑、评价，显然是第二个官员更得人心，他平时不得罪人，关键时候还把老百姓感动得痛哭流涕。在第一个官员的治理下，人们没有受到洪水之苦，就只会记得他平时的严厉，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还年年拉着你上河堤挑土搬石头，真是劳民伤财。

但从理智上说，显然第一个才是合格的官员，第二个应该叫渎职、懒政。但是，上级面对所谓的民意时如何取舍，这是很为难的，所以商鞅干脆严禁人们夸奖官员。这么一来，对一个官吏的评测就完全是按绩效考核来走，排除了其他不必要的干扰因素。

……商鞅的这道法令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高级黑”的现象。所谓“拍马屁”，还有一个叫法是“阿谀奉承”。

假使有人仅仅是动动嘴皮子，通过颂扬秦王或是秦法就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那后面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必然会有投机钻营之徒纷纷效仿。

假使秦国高层在决策上出了什么疏漏，那这些投机者照样会把这些错误说得无比光荣、伟大、正确。谁敢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就会对这人横加指责，说你这是抹黑大秦帝国的光辉形象，企图勾结六国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或者是告诉你，函谷关又没加盖子，你要是不满意就可以滚去山（崤山）东六国……

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叫“一粉顶十黑”。从古至今，大到一国，小到一人一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都说，人的舌头是软的，可是它却能杀人，而相对于诽谤和谩骂，捧杀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

对于造谣和污蔑，我可以拿出真相据理力争，可是这种捧杀，人家的策略是上来先把自己和你绑在一起，然后开始打着你的旗号，去打击你的基本盘，让你的衣食父母和你最终反目成仇。

这种捧杀，有心的、无意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好比有的公众人物，最能毁他形象的，往往就是他的粉丝团。对企业而言，很多时候，公关危机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危机公关部门给搞出来的。

比如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出了疏漏，原本赔偿加道歉就可以了，按照传播学规律，这点新闻的热度可能连一周都维持不了，就没人记得了。可是有些公关部门非要把受众当傻子，雇佣一大堆行事拙劣的水军抹黑受害者，或是搞一堆专家学者开研讨会，说一堆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假话、空话，结果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劣迹非但没有消除，反倒搞得人尽皆知，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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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做领导的担当

楚国这个国家在当时说不上强，但是它具有辽阔的国土，巨大的体量。现在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以及江西的一部分，在两千多年以前全算是楚国的地盘儿。

秦国要灭楚国，就好比是一头强壮的狮子去吃一头年老体弱的大象，吃是吃得了，但是肯定不容易。面对这么一个对手，当时秦国高层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老将王翦提出来的：要彻底灭了楚国，必须集中六十万兵力，步步为营，耗时最少要两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六十万秦军从陕西出发一路打到现在的江西省北部，以两年时间计算，消耗粮食至少要五十万吨，这还没把马消耗的粮草算进去。这么大一笔开销，秦国也能拿得出来，但是，基本算是把当年的财政预算彻底掏空了。

另一种意见是当时新崛起的少壮派李信提出来的：动用二十万兵力，打闪电战，速战速决灭了楚国。

几次反复争论以后，嬴政最后决定采用李信的方案。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我们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嬴政作为一国之君，肯定要考虑国家的家底儿问题，而且李信也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菜鸟，在此之前他的确打了不少漂亮仗，在年轻一代将领中算是数一数二的。管理者在权衡几个方案时，心里肯定会自觉地倾向于花钱最少的那个，如果某个方案要求你把企业全部的账面资金都投进去，这时候无论这个方案理论上的风险有多低，大家肯定会在心理上排斥它，这本来就是人寻求心理安全感的正常反应。

……李信的方案属于一环紧扣一环，几乎没有一点容错率。他手里一共就二十万兵力，还分成了两路，在五六个省那么大范围的战场作战，一点机动兵力也没留，如果某个环节出现意外，那可就是满盘皆输。

如果我们手里没多少本钱，为了生存最后一搏，赌一把运气，像李信这么干是完全正确的，可如果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这么干就完全是给自己找不自在。明明可以拼实力，你却非要和别人赌运气。

……意外情况发生了。已经投降的几个城市突然反叛，彻底搅黄了李信的计划，因为他手里一点机动兵力也没有，这几个点的崩盘，导致秦军战线全线崩溃，头一天还在高歌猛进的二十万大军，第二天就变成仓皇逃命了。

三天之内，秦军全面溃败，相当于师一级的高级军事主官就阵亡了七个，主将李信也是侥幸才逃了出来。

如今有句很俗的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句话不无道理，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小到企业做项目，成败归根到底靠的是实力、资源，它们决定了某件事你能不能做，而所谓技巧、谋略，这些因素能决定的只是资源的利用率高低。你做的事越大，越不可以倚重那些看似花哨的技巧，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李信必死无疑。这个主意是他出的，仗也是他指挥打的，给他安一个败军辱国的罪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嬴政偏偏没按这个“常理”去走，据史书记载，嬴政并没有迁怒于任何人。

……嬴政赦免了李信的死罪，又亲自到老将军王翦家登门道歉，请老头重新出山。这两件事一做，也就等于昭告朝野，这次战败的责任完全由他自己承担。

这种规模的战败，从秦孝公开始算下来，一百三十多年来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么大的罪名无论让哪个臣子去被背，这个人以及他的家人都必死无疑。如果真的如此操作，那么表面上秦王的面子似乎是保住了，可从此以后，谁还敢出谋划策？谁还敢主动请战？你做的事越大，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并不是没出现过。比如长平之战，明明是赵军被困，赵括按照赵王的决策去主动出击，最后战死沙场，结果赵国上层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赵括头上，赵括背了这么大一口锅，被中国人用“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嘲笑至今。

后面的故事就没什么悬念了，王翦再次披挂上阵，率领秦军六十万，步步为营，历时一年多，用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全线平推，彻底打败了楚军，灭了楚国。不久，齐国不战而降，秦国一统天下。

始皇嬴政这样的胸襟，从古到今也是少之又少的。作为领导者，始终应该像嬴政一样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天下即朕，而不是朕即天下。

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对于一把手来说，你的荣辱归根到底只和成败有关系。主动承担战败责任，主动登门给王翦道歉，这些都没有损害嬴政的面子，人们现在记住的是，他是统一华夏的“千古一帝”，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面子吗？

不能为了“面子”伤及“里子”，因为“里子”没了，“面子”再大，最后也撑不住。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他们总会认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越是不能认错，认了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可事实是，你的地位仅仅取决于你所掌握的资源，当然其中也包括你的智力资源，而“认错”，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智慧。

……而李信也并没有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在灭楚之战失败以后，嬴政只是暂时把他雪藏了起来。灭楚战争结束以后，李信再度被起用，被派到了王翦之子王贲麾下，参与了剿灭燕国在辽东残余势力的战争。此战李信大获全胜，俘虏了燕王。这场仗难度并不大，嬴政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为了给李信一个洗刷耻辱的机会。

李信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事将领，确实缺乏老将王翦那样的大局眼光，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去历练的，就技术层面而言，他做得并不差。能够用不多的兵力，在布满山丘、湖泊的南方地区，长途奔袭，组织出多路进攻，各个环节紧密相扣、严丝合缝，这样的统筹规划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人才难得，多数人做这件事，不要说战败，可能连战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李信确实是个人才，他欠缺的无非是阅历和运气，更重要的是，他还很年轻。国家不可能永远都指望几个老人，把他保下来，秦军才能后继有人。

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其实都是这样，人才难得。有些领导者总会有这种奇怪的念头，拿几个犯了错但能力不错的人才来明正典刑，顶格处置，以此来说明自己执法严明。如果他们犯的是罪，那被惩治自然无可厚非，可如果是错，那么扪心自问，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立威”、树名望吗？

道理说来说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贵在务实。适当地不看重面子，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慕虚名而不避实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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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草根逆袭之路

在山东求学的那几年，李斯还结识了一个富二代同学韩非，也就是后来的韩非子。

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天天和这么一个贵族待在一起，那段日子对平民出身的李斯来说，估计是很受刺激的。在荀子门下完成学业之后，李斯和韩非就各奔东西了。

韩非选择了回国继续做学问，沿着老师荀子的学术方向做进一步研究，结果他从儒家的非主流干脆进化成了法家，后来写了一部著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非子》。

李斯选择师从偏实用主义的荀子学派，这恰恰是一条对平民子弟来说最可靠的路径。

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没什么生存压力，静下心来坐而论道，或者专研一下诗词歌赋、音乐书画，培养一身文化气息，这一点完全没问题，而一般家庭乃至寒门出来的孩子，要想获得上升的机会，必须更加务实。

说得再明白一点，学美术的，十万个孩子里面未必能出一个齐白石、毕加索，学体育的，十万个孩子里同样未必就能出一个姚明、孙杨，但是学理工科，十个孩子里起码能出五六个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

如果您自认还没有踏入中产阶层，还没有计划能实现“小目标”，那么未来在下一代的问题上，还是建议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拿来给孩子报个靠谱的辅导班来补习数理化和英语，暂时放弃一下钢琴、书法、美术。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在巡视途中突然病逝。当时始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只有李斯、胡亥、赵高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当中，真正可以左右历史走向的，只有李斯一人。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一直都充满了各种诱惑：权力、金钱、美色，甚至虚名。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会让人们去逾越那些日常的规则、红线。而坦率地说，绝大多数人是肯定经不起诱惑的。

……李斯真正恐惧的，不是扶苏也不是蒙恬，而是到点下课（因为始皇死后新皇即位，按秦国惯例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权力。面对如此强势的丞相，任何一个正常继位的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让他依照惯例谢幕。

李斯想要做一辈子他眼中的“米仓之鼠”，这是谁都给不了他的，于是在最后一刻，他决定自己来。那个所谓的赵高的谗言，即便真的存在，也不过是李斯拿来自欺，以保护自己心中那点道德感的托辞罢了。赵高说那些话，顶多是顺水推舟而已。

这并非是人品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信念和追求是所有人走向成功的最大动力，而当有朝一日成功真正来临之后，如果不对自己的心态加以调整，依然干劲十足地在既定的轨道上狂奔，那么信念就可能会异化成一种执念，最终把成功之路变成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前面我们说过，任何人的发迹，将其过程简化之后，不外乎三个步骤：守正、积势、待时。

所谓守正，是要维持起码的良知和底线，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这是基础的一步；
所谓积势，就是积累自己的才学、经验、人脉、见识；
待时，顾名思义就是等待时机。

对普通人而言，待时说好听点是概率问题，说不好听就是看运气，总之这是不可控的。

……纵观李斯的发迹史，可谓是“积势”的经典案例：

先是敢于扔掉铁饭碗去求学，接着能对自己的位置做出精准的判断，在丞相吕不韦权势喧天的时候，敢把宝押在当时毫无实权的嬴政身上，这最终造就了他的成功。

而面对看似最简单的“守正”时，他却败得一塌糊涂，这看似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归根到底影响的还是人的实际利益。

中国传统中有一句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这话看着像是迷信，但是老辈儿人把“积阴德”，也就是“守正”的权重，放在“读书”的前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倒觉得这个分析说「守正」不太对，或者说李斯从来也没守过正。李斯本来是基层公务员，跑去考研；本来是基层管理，跑去嬴政初创企业想要空降——这都和正不正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加杠杆赌大的，而且两次都赌赢了——于是就有了路径依赖。嬴政死了，要不要再赌一个更大的，直接谋国？当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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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被逼宫的无奈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打了十五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结果国家刚刚稳当一点，丞相王绾马上旧事重提。王绾在嬴政正式成为皇帝以后，随即提出，皇帝应该继续学周朝搞分封制，也就是除了太子，给每一个皇子一块土地，让他们到封土建国，成为帝国的子公司。

这看着似乎是在给秦始皇的儿子们争利益，其实是官员们在给自己争。在天下统一以前，秦的国家体系一直是郡县制，也就是中央权力通过郡县两级逐层分解，最终直接下达到基层。这种体制下，即便国家版图扩大了，人口和官员的比例，对比原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就好比一个金字塔，光是基座扩大了，塔尖还是那么大点，而这势必导致作为管理层的官员，在面对皇帝时的议价能力减弱。天下一统以后，大家不但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安心享福，反倒要面临更加残酷的职业竞争——以前好歹多数官员都是秦国人，如今全天下的知识精英争这些有限的位子。这么一来，秦国的高级人力资源就成了买方市场。

如果改成分封制，每个封王都必然要单独建立一套管理班子，这么一来，等于凭空多出了一堆官位。职位一多，对知识精英阶层来说，自然就是卖方市场，竞争压力骤然下降。

况且，在郡县制下，各个地方政府平级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但是分封制就不同了，封国和封国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而这种竞争最后会变成人才的竞争，这同样是在增加知识精英阶层的议价权。

这种封国间的竞争一旦过度，必然需要中央政府来做仲裁者，对咸阳的高官们来说，这个角色可是比郡县制下的高官好太多了。

……而一旦这些秦国高管们手中的议价权过分膨胀，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官员们虽然在理论上还是要对皇帝负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皇帝对他们的控制力将大大减弱；
其次，秦国以功得爵、非功不赏、爵位不可世袭的原则，届时将无法守住，后果必然是阶层固化、门阀做大，社会资源再次被少数人所垄断；
秦国的官场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规则：站队比能力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上级官员比百姓重要，务虚比务实重要……

一般说秦始皇坚持郡县制、拒绝分封制的理由，通常是认为他担心若干年后，秦国会像周朝一样，最终演化为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的局面。这只能算是远虑，如果一旦实施分封制，光是近忧就够秦帝国受的。官员手中的议价权增加，不光是会让皇帝失去对管理层的节制，对老百姓来说同样将是一场灾难。

分封制必然导致秦的政权体制叠床架屋，不断重复建设。官员要想在官场站得住脚，靠的将不再是能力，而是“势”。那么“势”从哪来呢？俗话说人多势众，届时朝中的掌权者，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必然要拼命增加自己的人员配置。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吃财政饭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搞实际生产的人越来越少。那这笔支出最终会落在哪呢？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负担最终只能是老百姓来承担。

……回到两千多年前，王绾以一种近乎逼宫的方式，向始皇帝嬴政提出建立分封制的主张。不同的立场，会导致人的是非善恶观念也有所不同。在王绾看来，可能他自己觉得这真的是在维护正道——利益取向这个东西，最终必然会深入骨髓，演化成一个人的文化或是信仰，最起码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如此。

王绾的这一通折腾，给国家埋下了隐患。面对官员们气势汹汹的逼宫，很多原本该做的事，嬴政都没法做了。

譬如说，嬴政到死都没立太子，因为一旦立了太子，不管太子是谁，都意味着其他皇子再没什么指望了，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分封制的支持者，既然当不了皇帝，那做个藩王也是不错的。原本一群高管逼宫就够受的了，如果自己的儿子们也加入，那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同样因为这个问题，嬴政也没立皇后。道理是一样的，立任何一个妃嫔为皇后，都相当于暗示她的儿子很可能就是太子。

除此以外，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原王朝通常会在首都之外再设立一个陪都，来分散部分首都的职能，周、汉、隋唐都是如此。首都放在陕西关中，也就是现在的西安，陪都通常就是河南的洛阳，中央以此来强化对东部地区的控制。

嬴政这时候避免做出和周朝类似的设置，任何让人联想到分封制的举动他都回避。为了体现皇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决心，他只能把首都的一切职能，都集中在咸阳，这样一来，势必弱化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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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项羽毫无大局观

公元前207年秋，章邯与项羽在殷墟会盟。一直以来，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都是各路造反诸侯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谁想一夜之间，大家成了自己人。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项梁和项羽虽然名为叔侄但情同父子。那么，章邯和项羽按理说应该是有杀父之仇的。可殷墟会盟的结果是，秦军维持原建制，仍由章邯指挥，不止如此，章邯、司马欣、董翳这秦军的一、二、三把手，都得到了封王的承诺。

要知道，后来楚军阵营里，除了项羽是西楚霸王之外，也只有英布一个人获封九江王。项羽并不是个有心胸的人，但凡是攻城略地遇到当地军民抵抗后，他无一例外会对城中百姓无差别屠杀。能让这么一个毫无恻隐之心的人如此妥协，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面对章邯，既没胆也没能力把人家怎么样。

或许有人问，不是秦国二十万降兵最后都被项羽坑杀了吗？非常遗憾，这个说法只见于《史记》这一本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文献或是考古证据能证明。况且从常识上说，在冷兵器时代，五六万人要去杀十几、二十万人，而且还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即便是统统被缴械那也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再者说，就算项羽和他手下的楚军个个都是超人，他们连二十万人都杀了，也不差章邯他们三个吧？非要留下对方还给人家都封了王，封地还是天下最富饶的关中地区，让他们获得了项羽手下众多有功之臣想都不敢想的地位和财富，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由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一个推断，当时项羽所率的楚军，实际力量定然要超过刘邦和其他一些诸侯，但是在面对章邯所率的秦军时，肯定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所谓殷墟会盟，那就是真的结盟，这并不是为了给章邯留面子的托词。

但是无论如何，项羽的确是终结掉了大秦帝国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加之楚军的规模和战力又都强于其他各路诸侯，于是这帮人一起推举项羽做纵长，差不多就是诸侯联军的盟主。

而这个不过二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被一堆老家伙一起哄还真就应允了，殊不知这背后正是人家给他挖好的一个大坑。在此之前，陈胜、吴广两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死在这些老家伙的算计之下。这些人打仗不行，对算计却是驾轻就熟。

项羽这个所谓的“纵长”，听上去好像非常厉害，可是细推敲一下，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个虚名，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就是无利可图。不止无利，还无权。

楚军和其他诸侯之间的联盟只是空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项羽对各路诸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手段，这就是“无权”。既无利又无权，但是责却一点没少，联军的任何一点恶行，不管是谁干的，肯定都要记在项羽的头上。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鸿门宴”的故事了。

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所以这里我们没必要再去细说。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复盘当时的情况，其实项羽在鸿门不杀刘邦，并非是什么妇人之仁，相反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即便你杀了他，汉军也未必就一定会溃散，最后很可能还是要两军正面交战。

而无论是章邯手里的秦军，还是其他诸侯的杂牌军，项羽都无法真正控制人家。一旦真打起来，届时这些人会怎么做，是不是会来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都不好说。毕竟，天下就这么大，少一派势力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多分得一块利益。

所以，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明智的。这一步项羽尚可以控制，而后面的事，就完全控制不了了。

当初出兵之前，楚怀王给大家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叫“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既然刘邦已经和项羽达成了妥协，那起码从理论上说，项羽就应该是关中王，即便因为有章邯他们的存在，项羽不太可能尽得关中之地，但是得一部分也是可能的。

经过秦人多年苦心经营，关中盆地当时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而且是战略要冲、形胜之地。历史上，周、秦、汉、隋、唐皆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最终统一天下。这样一块地方，如果让实力最强的项羽染指，那么未来必然会成为所有诸侯的潜在威胁。

于是乎，各路诸侯在关中地区开始大肆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一时间让秦地变成了人间地狱。这里面楚军的表现如何已经不可考，但项羽既然是纵长，那无论他手里沾没沾血，这个罪责自然都只能算在他头上。

各路诸侯在关中大肆杀戮还有另外一层想法。

当初秦灭六国一统华夏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诛杀六国王族，而是强制他们全都迁移到了咸阳居住。六国王族虽然没了权力，但待遇并不差，照样过得钟鸣鼎食。

秦末天下大乱时，那些造反的所谓的六国贵族，其实和六国王族没什么关系，有也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旁支，有的则干脆只是当地的地头蛇，真正根正苗红的六国王族，基本算是一个都没有。如今大秦帝国被灭了，这些正儿八经的六国遗族该如何自处呢？

在关中大屠杀之后，后世史料中再无关于迁居咸阳的六国遗民的记载，这里面的奥妙，不言而喻。

一番杀戮之后，项羽这个诸侯纵长，早已成了秦人眼中不共戴天的死敌，他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立足。楚人此时已经是关中秦人恨不得食肉寝皮的仇人，他们即便想留，又怎么待得住？所以楚霸王所言“不能锦衣夜行”的说法只是一句托词罢了。

……项羽忙活了一圈，却只是空得了一个西楚霸王的头衔，最重要的关中地区他一点都没得到。刘邦虽然也从中退了出来，但他拿到的汉中，是进入关中的战略通道。

项羽手中所控制的实际疆域，与进入关中之前比，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他的根据地彭城和关中地区之间，还隔着一个魏国，所以他对关中秦故地根本没什么影响力。而且彭城处于江淮平原，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项羽窝在这里，就已经不再具备争天下的资格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过如此啊。

……公元前202年年初，楚汉之争最终落下帷幕，楚灭汉兴。刘项之间差的，不是运气，更不是人品，而是实力上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实力差距的，是制度以及领导者的胸襟、见识的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最后一刻，项羽还是没放下他的贵族逻辑。

项羽被困垓下，深夜突围。我们都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可这背后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垓下被围时楚军尚有十万人，项羽没有像长平之战中的赵括那样率全军突围，而是趁天黑带着八百亲兵秘密逃离，对垓下的数万楚军官兵，项羽没有给他们任何交代，既没有布置他们突围，也没有授权他们向汉军投降。

这样一来，这数万楚军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指挥。楚军营地的一切如常，成了项羽逃跑时最好的掩护。在项羽眼里，这些普通兵卒为他这个贵族献身，恐怕应该算是他们祖上积了阴德。

第二天面对汉军的进攻，楚军上下还在傻呵呵地等待主帅下达命令，却始终没等到。没有命令又不敢随便逃命，结果一战下来，十万楚军被汉军斩首八万。

《史记》里对项羽的死，司马迁同时写了两个版本。一般人们知道的只有乌江自刎那个特别热血的版本，但这只在《史记·项羽本纪》一篇中出现。

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历史文献，包括《史记》的其他部分，对项羽之死通常都说得非常简单明确：项羽逃出楚营后，被灌婴所率的骑兵斩杀于东城，而此处距离乌江尚有一百多公里……

至于“霸王别姬”，其实也不过是后人的杜撰——历代史书中，对项羽的王后都没有记述，关于他身边的女人，《史记》中只有八个字——“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汉书》里只多了一个字——“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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