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 未来三十年，中国要集权反腐

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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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这本书——郑永年的《未来三十年》，讲中国从 2012 年十八大之后的政治改革的。

感觉有点收获，推荐一读——只看书的前 1/4 即可，因为是合集，所以重复比较多。后半本主要讲带路和地缘政治，但没充分展开，意义不大。

主要收获有一点：中国的腐败已经导致了经济寡头出现，一旦它们形成政治势力，就会走向苏联和东欧的老路。要想打破已经高度集中的寡头，只能用更加集中的权力来反腐，同时用制度去保障两点——一是构造新利益群体（在公务员体系之外继续开放）以对抗既得利益寡头，二是把头部权力集中给制度化，防止出现（类似毛时代的）个人集权。

书里有一些说得比较有启发的段落，摘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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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腐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转眼间过去近三年。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

然而，此前的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每个人管一块，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

……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那么此前中国是“九权分立”，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我想这一点政常自身也有体会——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十八大后，这种“分散”状态已经被打破，改变的方式即为“集权”。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毛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而非个人的集权。

……十八大后习表示“肉吃完了要啃骨头”。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现在要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他们过得很好。此时，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打破寡头。

……乌克兰现在的问题也是寡头问题。世界媒体都认为乌克兰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干预，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寡头之间相互斗争，因此国家毫无希望，证实了内忧才会导致外患。十八大前，我们观察到有些经济寡头正在转向政治寡头，开始干预政治。一旦他们转向成功，中国也会陷于泥潭。

……令人吃惊的是，新政府看到了利益集团成长将带来的危害，这两年新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寡头，而反寡头最重要的方式即反腐败——也是本届政府最令人称道的工作。这次反腐败区别于以往的特点也在于集权。反腐败一定要集权，不然既得利益集团比反腐机构的权力还大，何谈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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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进并且成功，主要是因为改革者用有效的方式培养了新利益。

新利益成长起来后，是对改革者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持，改革者可以使用新利益对旧的既得利益构成的压力，克服它们的阻力，从而推进改革。

历史上看，很难找到通过依靠旧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成功例子。

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向新利益倾斜。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集中，也不足以克服现存既得利益。

很显然，中国改革的前途，取决于高度集中起来的权力，能否公平培养出新利益来。

同时，习和王坚持“先治标后治本”的思路也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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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标”和“本”问题在中国一直有争议，呼吁“治本”的观点认为要从根本上通过制度建设反腐败。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如此大的腐败体积下不可能做到并落实制度建设，因此应先大规模治标，“清场”后再建设制度。

制度和法律都是人为建设和操作，不应该迷信制度主义。美国没有那么复杂，新加坡更简单，只有一个反贪局，中国香港则是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政府廉洁，因为反腐败的权力集中。

中国的纪检组织存在于党口、政协等，然而权力分散，反而给腐败更多机会。过去在中国，反腐败的人本身最腐败。

……为了打破军队寡头，习成立了军事领导小组，这一行动让我十分意外。在现任7位常中，除了习是中军席外，其他6人和军队都没有关系，成立军事领导小组后，其他6人也能在治军中发言。这是要集中改革的力量，真正做到党管军队。

……中国的行政体制过度官僚化。大部分城市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这种官僚化的城市化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否则还是GDP主义。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现在中央集权，就要打破地方的反抗姿态。如果很多小城市能够成为一级政府，就能释放出很大的生产力。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有赖于此。

过去在中国，反腐败的人本身最腐败。

反腐要想治本，就要先治标。不大规模「清场」就不可能重建。

反腐不见得一定能治本，但是不反腐就绝对不能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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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运作。

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经济体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更为无情和恶劣的资本运作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

通过“聪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作股票那样倒卖。这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会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

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

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运作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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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都有两样东西跑不掉：权力和贫穷，如果一个国家只剩下这两点，会多么可怕。 ​​​​

法治制度建设以后将是社会建设，中国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建立庞大的中产阶级。

中国早期改革没有把社会和经济领域分开，简单把经济领域的政策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没有保护好，在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方面无法为中产阶级提供保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20多年后，中产阶级人口达到75%到80%，中国经济发展比他们还快，但是中产阶级只有20%，原因在于没有社会制度建设。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稳定也需要社会制度建设，和平的民主化需要社会制度建设。

中产阶级人口不增长，中国就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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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的抬头对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会产生巨大的风险。

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

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福利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

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可占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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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极端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状态。

其次，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

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哪一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目前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出现失控的趋势。

左派机会主义，即那些利用意识形态争论谋取各种私利者，已经开始把“文革”的方法引入争论。

同时，争论也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外部性，很多群体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等，对中国的发展重新评估。

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而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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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正处于一个转型之际，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就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

第一，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

第二，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

第三，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这三者恶性循环的状态。

反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需要以大规模、持续的反腐败运动为契机，确立新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

如果成功了，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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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

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

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

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

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

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之为极端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

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

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

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大并非难事。

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

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

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将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他们在把社会吓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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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

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

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

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

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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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开放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

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一旦官僚化，政党就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

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开放。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

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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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

陆地地缘政治更是关系到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国家的整合从中心到边缘。如果考虑到中国边缘地带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重合，那么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到今天处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藏和新疆）很难再像传统上其他民族那样得到整合。这里有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无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等民族，它们本身也有独特的文明性，尤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一种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很难和汉族的世俗文明相整合。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和平相处了。传统上中国发展出很多相当有效的方法，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和平相处。今天，时代变了，中国仍然需要找到符合现代精神的和平相处方法。

其次，1949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一直在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使得民族的融合变得极其困难。

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与少数民族共处的传统处理方法，接受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而从思想的渊源来看，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西方极端的自由主义，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制定了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诸多民族政策，把民族用行政方式“格式化”。这些政策有效地强化了民族认同，而非减少民族认同。尽管有些政策（如在经济社会领域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非常必要，但如何消化这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政府并没有思考。

再次，在主权时代，民族主义不仅对各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一国内部的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

如果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一族一国”，那么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就意味着分裂。很多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内部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崛起而导致国家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成员国一直在增加，新成员国主要来自于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主义崛起而独立出来的国家。中国尽管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民族分裂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些列为对国家统一的最大的一类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少数民族地处中国的边缘地带，也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对国家的整合产生了负面影响。社会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小，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一些人行为往往难以理性。

经验表明，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穷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穷人口较之富裕人口往往更易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这些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暴力，无疑和社会的贫穷状态相关。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也避免不了少数极端因素，但这些极端因素很难动员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当然，也要意识到，一旦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其成员的民族意识也会提高，从而产生另一类民族主义运动。但这类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避免的，主要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来减少和消除各民族的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把多民族国家维持在统一的水平。这方面，发达的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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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力量才是硬道理。

我是非常敬佩李光耀先生的，他说过，这个世界，你不要管人家怎么看，只有你成功了，人家才向你磕头，世界才认可你。

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不相信软力量。硬力量的软用，就叫软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软力量吗？所以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

中国大量的资本过剩，要走出去，要建立资本秩序，国家必须有所作为。《金融时报》采访我时说：“中国最近政策太有aggressive（进攻性）。”我说不是，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那为什么是aggressive？

“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如果真正对这些国家产生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了。

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现实主义一些。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而相信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有时候做错事，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有时候打胜仗，有时候打败仗，美国是敢说敢做的，这个大国是经过多次考试的。而中国却一次考试还没参加过。

例如和越南的冲突，小冲突没问题，邓先生早就说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如果中国早30年开发，就什么威胁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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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

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

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

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战后天皇没有受到追究，也表明没有人对战争负责；审判了一些战犯，而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

实际上，在保护天皇制度的条件下，很多战犯或者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而日本则没有。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

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延伸。日本右派的战争历史观就是：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条件。在美国的有效核武保护下，日本能够把所有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同属西方阵营，日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庞大的市场。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和德国不同。

德国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为了经济发展，德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也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

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得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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