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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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均摘自《张文宏说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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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
1492 年，在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殖民者随之开始了在美洲的扩张之旅。相比他们手中的枪炮与钢铁，他们身上携带的天花病毒杀伤力杀伤力更大，给印第安原住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美洲原住民人口在 5000万~1亿，从 1492 年到 1600 年这 100 多年间，大约 90% 的原住民由于遭遇以天花为主的各种传染病而死亡。
天花在欧洲也称得上常客：将近 2000 年前的一场天花，在罗马帝国境内扫荡了 15 年之久。城市废弃，田园荒芜，数百万人为之丧命，活下来的人不是瞎了眼睛，就是面部严重变形。中世纪更是天花的流行舞台，约 10% 的居民因此丧命，活下来的平均每 5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的脸上有麻点。
但是，在与天花长期相伴相杀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天花的一个特征：出过天花的人，终生不会再得天花。
于是在中国，人们摸索出许多治疗的方法，比如让孩子穿天花病人穿过的衣服，把痘痂碾碎，放入孩子的鼻孔等来预防天花。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从鼻孔吸入相当于一次接种手术。通过天花的疱液传播，让孩子去穿病人穿过的衣服、盖病人睡过的被褥，也相当于接种。
天花的这一特性甚至决定过人类历史的走向。清朝顺治皇帝的许多皇子都有继位的机会，但是出过天花的皇子无疑有更大的优势。最终，6 岁的玄烨因出过天花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任皇帝，年号康熙。他在位时，对天花的防治工作也上升到国家公共卫生的高度，安排专门的高官负责。中国的接种术也引来各国学习，最终经土耳其传到了欧洲。
不过人痘接种术也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是毒性难以把控。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来说，接种有很大的风险。童年时的 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 就是受害者之一。在接种之后，他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并且留下了终生的头痛后遗症。
成年后的詹纳成长为一名乡村医生。在行医中，他偶然间发现：农场里的挤奶女工容易染上牛痘，这竟然能对天花免疫。经过将近 30 年的观察和研究，他终于发现，牛痘相比人痘，是一种毒性更低、更加安全的接种材料。
如今，人们知道，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其症状和发病机理相当近似，所以牛痘病毒同样可以引发人体的免疫机制，产生抗体，使其在 5 年内免于罹患任何天花病毒感染性疾病，并且能在 20 年内避免因重症天花导致的死亡。天花会以两种形式发生：重度与轻度。重度天花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未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率为 30%~50%；轻度天花是一种轻症感染，死亡率低于 1%。为了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有必要定期复种疫苗。
由于当时还没有足够的保鲜技术，疫苗脱离人体后会很快失效，所以詹纳便采取了「从手臂到手臂」的接种方法。一个儿童接种后，接种部位会长出一个脓包，把脓包疱浆提取出来再注射给其他孩子，就是所谓的「接力」接种。詹纳由此证明，人类感染的这种疾病是可以接续传播的，他将这种接种方法命名为「疫苗」。
詹纳的接种术很快传遍了世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证实牛痘效果之后，立刻下令全国接种，一口气接种了 200 万人。
1803 年，西班牙人带着 22 个来自孤儿院的孩子，让他们充当天然的「保鲜器」。船一启动，就接种 2 个孩子，以后每周接种 2 个人，10 周之后，舰队到达美洲，再换一批孩子上船，直到把疫苗带进了墨西哥——当年美洲最早被天花荼毒的地区。到 1806 年舰队回到西班牙时，舰队的医生们一共一共接种了 23 万个儿童，而通过他们接种的人，超过 450 万。
1805 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将牛痘接种法带到了中国。这种先进的技术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最终取代了人痘接种法。鲁迅曾在《拿破仑与隋那》一文中写道：「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注：「隋那」是「詹纳」的另一种音译）
1829 年，詹纳医生与世长辞。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碑后，是伟大的名医、不朽的詹纳长眠之地。他以自己的睿智，带给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类以生命和健康。被拯救的孩童歌颂他的伟业，将他的名字永留心间。」这位伟大的乡村医生值得被人铭记，不仅仅在于他战胜了天花，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办法——接种疫苗，由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免疫学。
因此，后世将爱德华·詹纳尊为「免疫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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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对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 42 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的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
中国防治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开始于建国初期。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已经能分离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是要实现量产疫苗，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当时中国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卫生部决定，派遣专门的工作组，去苏联学习疫苗的全套工艺。
带队的正是时年 32 岁的顾方舟。当时苏联生产的疫苗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把培养出的病原体通过加热或者化学试剂杀死，只保留病原体信息的疫苗。这种疫苗胜在使用安全，但其接种量大、免疫期短，而且免疫途径单一。
在顾方舟小组学习期间，国际上对脊髓灰质炎疫苗该使用灭活疫苗还是减毒活疫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减毒活疫苗的好处在于使用的是活着的微生物，它可以在人体内存活较长时间，诱导较强的免疫反应，理论上只接种一次就可以，而且价格低。唯一的顾虑是，减毒活疫苗有「毒力返祖」的可能。所谓「毒力返祖」，就是本来没事的人，接种了疫苗，反而得了脊髓灰质炎。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关键时刻，顾方舟站出来拍板：我来负责，去学习研发减毒活疫苗。顾方舟作为负责人，考虑的已经不只是纯技术问题了：同样的成本，减毒活疫苗的产量是灭活疫苗的 100 倍；推及接种成本，当时中国的家庭负担得起哪种？灭活疫苗要连打 3 针（脊髓灰质炎有 3 种类型，每种疫苗对付一种），中国家庭负担得起吗？国家财政承受得起吗？
时间不等人。顾方舟小组原本的学习计划是半年，截至 9 月，当时已经是 7 月了。于是，顾方舟小组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把减毒活疫苗的技术学到手。10 月，小组成员满载而归。
回国之后，顾方舟小组就开始了紧张的疫苗研制生产工作。1960 年 3 月，中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的减毒活疫苗试制成功。顾方舟带头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试用。他后来回忆说：「豁出去了，自己制造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这项举动，后来成为中国防疫人的传统。
在 1962 年之前，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国际上一样，还是液体的。但是，液体疫苗有几个痼疾：口味不好，孩子们拒喝；保存条件苛刻，需要 -40~-20℃ 的低温环境，基层没有条件；玻璃瓶运输不方便。
基于此，顾方舟小组在 1962 年，研制了固体糖丸。糖丸不仅保存期长，而且便于运输，这下连边远山区都能覆盖了。为了保证口感，研制小组还专门联系了北京糖果厂合作。1963 年，厂家一共生产了 1000 万人份的糖丸；1964 年开始向全国铺开，当年共生产 6000 万人份糖丸；1970 年，年产量达到 7000 万人份；1980 年后，年均 1 亿人份；1985 年达到年均 1.4 亿~1.6 亿人份。从此，中国国内的孩子无论身在何处，都再不会被脊髓灰质炎伤害。
不过，中国防疫人并不满足。因为第一代糖丸都是单价疫苗，也就是每种糖丸只能对付一种类型的脊髓灰质炎，三种类型就需要三种糖丸。于是就产生了复杂的接种流程：出生 2 个月吃红糖丸，4~6 周后再吃绿糖丸，最后吃蓝糖丸。此外，这样的流程需要重复 3 年，到孩子 7 岁时再加强一次。这样的「持久战」无论对于防疫站还是父母来说，都很难做到不遗不漏。
经过 5 年的研究，中国防疫人终于找到 3 种类型病毒的最佳配比，研制出了三价疫苗。1984 年试点成功后，于 1985 年全面铺开。1994 年 9 月，湖北襄阳出现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患者后，中国本土再也没有了脊髓灰质炎病例。
在率先消灭天花后，中国又取得了一个对抗传染病的彻底胜利。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髓灰质炎传播已经彻底阻断。顾方舟作为证实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中国在报告上签字。
那一年，顾方舟 74 岁。
2011 年，中国新疆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输入性脊髓灰质炎疫情，国家先后 8 次派出专家组支持防疫工作，开展 5 轮次儿童、4 轮次成人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强化免疫，累计接种 4300 万人次。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继续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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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
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HPV 疫苗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叫周健的中国人。
在读硕士时，周健就对 HPV 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围绕这一课题攻关。1987 年，周健发现食道癌的形成与 HPV 感染有关，这项研究成果让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不仅如此，他还研究了如何使用痘苗病毒作为载体，在体外表达特定蛋白质。这项研究为他后来攻克 HPV 的分离与合成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1988 年，周健应邀到剑桥大学病理学系肿瘤病毒实验室工作，在 莱昂内尔·克劳福德 Lionel Crawford 教授的指导下，从事人乳头瘤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先驱指导下，在顶尖实验室的磨炼下，周健在 HPV 晚期蛋白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0 年，周健受弗雷泽教授的邀请，来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研究室，和弗雷泽一起攻克研制 HPV 疫苗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HPV 研究权威、生物学家豪森就证实，宫颈癌是由 HPV 引起的。那么下一步就是研发相应的疫苗。研发疫苗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获得病原体，也就是 HPV。但是，HPV 是一种特殊的小 DNA 病毒，它只有在活细胞体内才能繁殖，因此分离、保存 HPV 都非常困难。一晃十年过去了，全人类都束手无策。
好在有周健。周健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博士后阶段主攻过的「体外表达特定蛋白质」的课题——可不可以做出一种外表类似 HPV，但内核没有病毒成分的蛋白质颗粒？就好像没有弹头的子弹，开枪后有声音，有后坐力，却没有致命的弹头。而人体免疫系统却从此记住了「开枪」的征兆和动作，下次遇到「真子弹」时，免疫系统已经懂得如何制止了。周健和弗雷泽按照提前设计好的蓝图，像拼乐高积木一样合成想要的病毒颗粒。但是，HPV 的基因实在太大，大概有 8000 个碱基对，相当于乙肝病毒的 3 倍。
半年过去了，周健的研究一度毫无进展。一天散步时，周健突然来了灵感：如果将现有的 HPV 晚期蛋白，即病毒外壳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纯化后放到同一试管里，是不是就能合成与病毒同款的外壳呢？周健和弗雷泽为此苦苦奋斗了将近一年，终于成功合成了和 HPV 外形相似的蛋白质颗粒。这种颗粒能够作为「仿真」HPV，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却不会导致疾病。
1991 年，周健和弗雷泽在病毒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年 6 月，昆士兰大学申请了这项发明的临时专利。7 月，在美国西雅图的人乳头瘤病毒国际会议上，周健和弗雷泽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大会主席正是豪森教授，他高度认可了两人的成果：「这是 HPV 研究中的重大突破，一定会有灿烂的明天。」
1993 年，仿真病毒颗粒在一系列的动物试验中成功引起免疫反应。于是，昆士兰大学开始联系投资公司和具备疫苗研发能力的制药公司，以便开展更大规模的试验。随后，在澳大利亚医疗公司 CSL 和美国默克公司的支持下，大规模的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开始了。
又过了十多年，2006 年，默克制药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第一款 HPV 疫苗产品问世。同年 8 月 28 日，弗雷泽在昆士兰的亚历山大医院为接种者接种了世界第一支 HPV 疫苗。
2015 年 6 月，欧洲专利局在法国巴黎举行了 2015 年欧洲发明奖颁奖仪式。周健和弗雷泽因为成功研发全球第一种 HPV 疫苗，获得「最受欢迎发明奖」。欧洲专利局长 伯努瓦·巴蒂斯泰利 评价道：「周健和弗雷泽是现代医学领域的英雄，这一奖项承载着人们对两人开创性发明的无限感激。」
2016 年 7 月 18 日，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希瑞适（HPV 疫苗 16 型和 18 型）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上市许可，成为中国首个获得批准的预防宫颈癌的 HPV 疫苗。
然而这一切，周健都没有看到。
在首款疫苗问世的七年前，1999 年 3 月 9 日，年仅 42 岁的周健在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时，突发疾病去世。下图为矗立在温州医科大学校园里的周健塑像，他身披白大褂，凝神注视手中的量杯。
周健因其对科学和人文的杰出贡献，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纪念。昆士兰大学迪亚曼蒂纳癌症、免疫学和代谢医学研究所发起了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科学家在这里举办举办讲座，纪念周健。迪亚曼蒂纳研究所还专门把其中一间会议室命名为「周健厅」。
2000 年以来，国际 HPV 会议为周健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2006 年，亚洲-大洋洲生殖道感染和肿瘤研究组织 AOGIN 设立了「周健博士奖」——最佳口头报告三大奖项之一。
周健是众多海外华裔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对科学及全世界女性的健康幸福做出的杰出贡献，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下图为周健与其妻子兼科研伙伴孙小依，他们是温州医学院大学时代的同学、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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