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斯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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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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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朋友聊天的一个小收获：媒介即信息，这一规律是如何影响汉字的。
记录一下我们讨论的顺序，虽然并不是最优的认知顺序，但或许可以作为某种「格物致知」的思考顺序。
中国古文献，往往是竖版，然后从右往左一列一列读，包括台湾的很多书都是这样排版的。
这其实并不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或者说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人眼的视野，横向比竖向大，也就是说同样随便扫一眼，人眼在水平方向看到的内容比竖直方向更多。以及人眼在移动的时候，水平运动的速度更快，这就使得人更擅长看左右的事物。
——这背后是生物演化在起作用：智人从树上下来，走在草原上，确实不太需要看清上下（蛇鹰的危害相对小），而是要注意左右（虎狼的危害相对大）。那些天生不擅长注意左右的智人，显然死亡率更高，留下后代的机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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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演化并不是让这一代人变聪明（那是拉马克主义，即用进废退），而是把这一代里笨的全弄死了（即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从而让下一代变聪明。
注：达尔文主义描述的是客观规律，并不是说优胜劣汰是应该的，即这是实然而非应然。将达尔文主义强行引入社会领域，就形成了「弱肉强食=正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拥护者包括斯宾塞、赫胥黎等人。他们自称达尔文信徒，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达尔文的观点所能解释的范畴，并且最终催生了优生学、纳粹、种族灭绝等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A013 纳粹真的很野蛮吗？美国当年打着「优生学」旗号合法屠杀的弱势群体，并不比德国纳粹少，所以欧美现在的白左才反扑得如此凶猛。
又注：现代表观遗传学的发展，证明基因组可在不改变自身携带遗传信息的前提下调节相应功能，相当于是说拉马克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并不全错。可见人类的认知确实是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
又又注：拉马克主义实际上并不是拉马克提出的，甚至可以说拉马克本人并不赞同拉马克主义的很多观点，可惜提出拉马克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拉马克本人已经死了，没法为自己发声了，这也算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有趣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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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适合人类阅读的排版，就是横排，宽度最好是一眼扫过去能看完一行所有字符，考虑到人胳膊的长度以及视力水平（需要举着书），那大约就是一行20~30个字差不多。看完一行，就竖向按行滚动到下一行，所谓的「逐行扫描」。
注：所谓「速读」，第一步是消除「默读」，第二步是升级为「隔行扫描」，第三步是升级为「整页从左上到右下一次扫描」，没什么神秘的。
因此，中国大陆的图书排版，就是比台湾的排版以及古文的排版，更适合人类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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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古代，为什么要竖排装订呢？因为简牍就是竖着写的。
古代的册（看「册」这个象形字就能看出来），由竹简编成，既然竹简最初就是竖着写的，那么编订成册之后肯定也是竖着读的。
那为什么是从右往左读呢？一个猜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横卷，是方便读者拎起来直接展开就能看，一手展一手卷，视线只看中间那一段「窗口」内容。如果是竖卷，人的两只手要上下分别卷收，上面那只胳膊会遮挡视线，或者「窗口」内容就一直是微微倾斜的，很别扭。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横卷优于竖卷。
接下来，如果只是阅读，那么不管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似乎都没区别。但假如还需要边看边批注呢？
假如是从左往右展开，那就需要用右手来逐渐展开位于右侧的书卷，哪怕是放在桌子上，这时右手也仍然被完全占用，无法同时执笔进行书写。或者说这时如果右手执笔，那么左手就要「掏」到右臂腋下去负责展开书卷的动作，非常扭曲。
假如是从右往左展开，整个动作就非常顺了。书卷放在桌上，右手执笔，左手向左展卷，人眼从右往左阅读，发现有需要批注的，右手直接下笔。
说白了就是更舒服更自然，装逼点说就是这套流程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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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就又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简牍为什么要竖着写？
假如简牍一开始是横着写的，那「册」这个字会不会就变成「E」这样的形状了呢？
简牍是一长条的竹片（或木片），如果放在桌上，那横写竖写都行。
可其实际应用场景是，没有桌子，就是一个速记员（不严谨的称呼）左手捏着小木片，右手拿着毛笔，在凌空速写。
- 这时如果横写，左手捏着左端，右手向右写，写到很右端时（两手距离过大）就容易不稳了。
- 而竖写，左手捏着要写字位置稍微下面一点，右手从上往下写，就会很舒服。每写一段，左手就往下挪一截，右手继续往下写。
所以古代汉字的书写方向、书籍编订和阅读方向，基本上就是由最初的书写载体（小木片）决定的。
直到现代，印刷再也不是问题了（书写也基本上都是放在桌上写了），于是阅读的需求优先级超越了书写，从左向右横写横读，才成为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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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中国古代刚有印刷术的时候，印出来的字也仍然是竖版的，因为当时的书写习惯仍然是竖版的，人们因此形成的阅读习惯也仍然是竖版的。
从竖转横，在书写层面上，优势何在呢？
古代是一条一条的木片单独写好，然后（从右向左）装订成册。而在纸普及之后，人们则是直接在一张纸上（按原来的习惯）竖写，并从右向左逐列书写——这就一定会导致右臂胳膊或者袖子蹭到刚写下的未干的墨迹（类似于现在的左撇子从左往右写字，很不方便）。
所以，古人书法都讲究「悬肘」，本质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这样就不会（在向左移动时）蹭到墨了，也就不用等墨干，可以赶紧写下一列，工作效率高一些——可是胳膊累啊……练过毛笔书法的一定有体会。
改成横写之后，再也不用「悬肘」了，胳膊直接放在桌上就好，不用写一小时休息半小时了，那书写效率必然会大幅提升。又舒服又快，何乐而不为？
因此，从竹简走向纸，载体变了，媒介变了，汉字的排列方式（的理论最优解）也就开始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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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到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外。
「外」这个字的古文写法，如图1。注意看「甲骨文」对应的那个字形，几乎就和「卜」字是一样的。
看图2，这是商王卜壬（也被称为外壬）的名。左边那个「工」字符就是「壬」最初的写法，而右边像Y一样的就是「卜」了，当时与「外」字似乎是通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外」为什么和「卜」曾经是同一个字？
如图3，其实并不完全是同一个字，而是左右对称的两个字。分叉朝右上是「卜」，分叉朝左上就是「外」了。
根本原因，如图4，在于当时文字的载体——甲骨文，载体当然就是甲骨。
图中「内」「外」两字是我加的方便理解：甲骨的中缝自然就是内，烧的时候裂缝向内被认为是「正常」的，那么朝相反方向（外沿）开裂的形状，自然就是内的反面，所以叫「外」。
那么「外」字左侧的「夕」又是怎么来的呢？如图5，左下角那个「外」字，还能看出来就是「卜」的镜像呢，旁边那是一个「月」字，而不是「夕」。
古人造字「六书」中有一种办法是「形声」，比如「材」，本质是「木」，而发音类似于「才」，所以组成了「材」。
「外」字右边的「卜」就是形，左边的「夕」本该是「月」，当时「月」和「外」的发音相同（但还不存在「外」这个字，只存在其发音），于是古人用「月」这一部件贴在「卜」旁边，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为「月=外」。
后来，因为「夕」和「月」的混淆（前者是一点，后者是两点），这个字就从本来的「月卜」变成了「夕卜」，也就是现在的「外」了。
注：为什么「夕」和「月」会混淆呢？有种猜测我觉得挺有道理，附在此处：
如上图，「外」的左侧一直是一个月牙状的字符，只不过有时有点，有时没点。而最初造字时，「月」是没有点的，只是象形的月牙（中间是空的）。后来又造了「夕」字表示晚上，就是在「勹」这个月牙形状里面点了一个点，用于指示，意思是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晚上。所以最初，「月」是中空的，「夕」是月牙里有点的。
但后来，这两个字互换了。原因可能是为了与「日」匹配。毕竟「日」字最初就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个点（表示这不是个圈，而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太阳），那么「月」作为「日」的对应，不应该也是月牙中间有个点吗？所以有点的「夕」字就变成了「月」字，而中空的「月」字就变成了「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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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内外的「外」，最初造字完全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载体——甲骨。
脱离了甲骨这一载体，我们将无法理解古人为什么把内外的「外」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真是我个人遇到的，最最能说明「媒体即信息」的一个例子了。
注：本文附图基本上都是出自《汉字再发现》这本书。
随手一记，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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