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斯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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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bald Leman Cochrane 阿奇.科克伦生于 1909 年，是苏格兰人。
他年轻时玩橄榄球，撕裂了腿部肌肉，有段时间无法行走，于是养成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很快他的腿恢复了健康，但阅读习惯陪伴了他终身。
他患有不能射惊的疾病，这或许部分地影响了他，让他选择了学医这条路。
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军队医生的身份反抗法西斯，但拒绝相信共产主义。
他不太喜欢奥威尔，觉得这个人不如他的书有意思。他非常讨厌海明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
在面对海量伤员时，他总是不带感情地快速决定，判断哪些人更有可能被救活，从而放弃另一些不幸的人，以便最终救活尽可能多的人。
有次，他看到一个伤员整个胸腔已经被炸裂了，便果断地暗示护士，向下竖大拇指。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刺激到这些本就濒死的可怜人。但等他走过这个已经被他放弃救助的人之后，他才认出这个人是自己的一个挚友。
事实证明，他的第一判断是正确的，挚友很快就停止了呼吸，根本来不及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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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他又参加英国军队，反抗德国法西斯。
在克里特岛战役中，他被德军俘虏，关在战俘营里。由于他学过医，所以担任了战俘中的医务官。
德国人对战俘非常残忍，随意枪杀，甚至会趁战俘上厕所的时候往里面扔手雷。
但比随意枪杀更残忍的，是把战俘们活活饿死。
科克伦发现战俘里小腿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也开始浮肿了，于是他做了一个「临床实验」。
他找到 20 个全身浮肿的战俘，其中 10 个人给他们吃 VC，另外 10 个人给他们吃酵母。
几天之后，吃酵母的那一组，浮肿明显有改善，他得出结论说「酵母可以治疗浮肿」。
然后，科克伦拿着这个结论，找到战俘营的长官，进行协商。
他会说流利的德语，并且能模仿德国上流社会口音。他先从歌德、贝多芬、尼采聊起，感叹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又说自己震惊于战俘营里德国士兵的残忍——终于，这种诉诸于民族虚荣心的做法，打动了德军长官。
很快，德国人不仅给所有战俘提供了足够多的酵母，还送来了一部分真正能够「治疗」浮肿的药品——食物。这样，战俘营的人均每日摄入量，终于从 600 大卡提升到了接近 1000 大卡，而一个成年人的正常日均耗能大约是 1500 大卡。
科克伦回忆起这件事，认为作为一次临床实验，这个实验设计是完全失败的：分组并不随机（那 10 个吃 VC 的人本来就浮肿更严重），数据量也不够大（统计学上小样本对比也需要各 15 人才够），结论也不严谨（酵母当然不能治疗饥饿，但总比吃 VC 强）。
可是，作为一个医生，他真的救下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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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俘营里关进来一个苏军士兵。
这名士兵的结核病已经到了晚期，整个肺都废了，肯定没救了。
而且这人有非常严重的胸膜炎，每次呼吸都会摩擦到肋骨，非常痛苦，一直在不断地惨叫。
为了不打扰其他战俘休息，科克伦申请单独把这名苏军士兵关在小房间里，他全程陪护。
可他手上只有没用的阿司匹林，连镇痛的吗啡都没有，两人语言不通，也无法交流。
科克伦只会说非常简单的俄语，他决定轻轻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同时把对方抱在怀里。
苏军士兵因此渐渐停止了惨叫，也轻轻搂着他，最终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科克伦发现，这名苏军士兵已经死了。
作为一个医生，他没能救下这个病人。
但作为一个人，他让另一个无助的灵魂在死前得到了平静。
毕竟，肺部感染、无法呼吸，并不是最痛苦的，孤独与恐惧才是。
没过多久，德军决定「迁走」所有重症结核病人，实际执行方式就是把所有重症患者扔进卡车车厢里，然后把卡车停在院子里，任由这些人被大雪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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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4 月 25 日，他突然被安排了一台手术——
是一群德国平民送来的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女孩。
等他做完截肢手术后，发现所有看守他的德国士兵都跑了，他已经自由了。
他刚想离开，冲进来一个苏军士兵。
苏军士兵一看科克伦是给德国人做手术，就决定要枪毙这个「帮助敌人」的人。
科克伦想办法和对方聊了几句，抓住机会询问对方身上的勋章，苏军士兵这才开始自吹自擂，并因此而最终没有枪毙科克伦。
科克伦对美军的印象也非常恶劣，他对于美军这一「解放者」的评价是：
「美军士兵非常热衷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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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伦在战后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医疗事业，尤其关注「医生的幻觉」和「统计数据的价值」。
其中有两个重大事件，都与癌症有关。
一次是常规扫描，他发现一个「非常讨人喜欢、乐呵呵的、坚强的年轻矿工，已婚并有两个孩子」，在 X 光片上显示已经得了淋巴瘤。
按理说，应该马上进行放疗，但副作用巨大，而且当时医学界也没有进行效果检验。科克伦作为医生，一直对其他医生的自信心非常怀疑。
于是，科克伦决定，不告诉病人真相。
他悄悄安排该男子的家庭医生暗中跟进，但不进行任何治疗，结果「患者继续快乐地活了十年，还清了房贷，又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发病，很快死去」。
科克伦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另一次重大事件，是科克伦自己做了个小手术，要摘除腋下的一个腺体囊肿。
他被麻醉的时候还一切正常，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整个胸腔都被切开了。
外科医生切掉了他的一大块胸肌，已经相连的各种组织，因为医生觉得那里已经癌变了，并且通知科克伦，他已经时日无多。
科克伦躺在床上，开始思考自己的后事。
结果不久后，病理检测报告出来了，他被切掉的身体组织里，一点儿癌细胞也没有，完全是误诊。
从此，科克伦对于「不要对医生的个人判断有信心」这件事变得非常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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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s，科克伦开始关注新出现的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
这种新生事物非常昂贵，但并不一定有效，科克伦怀疑它可能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他提出一个假设：与其把病人关在 CCU 里，不如让病人回家，还可以活得更久。
医学研究会同意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对此进行论证，并且负责监督他的实验。
科克伦便找各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们申请病人，进行随机对照组实验。
让他震惊的是，尽管所有心内科的医生都一致认为 CCU 利大于弊，但他们坚决反对参与这场「荒唐的实验」。
科克伦意识到，这些医生不仅真心相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而且蛮横地拒绝任何人挑战他们的权威，这让科克伦感到非常恐惧。
终于，有一家医生的心内科医生同意让自己的病人参与实验——原因是他们觉得科克伦肯定是错的，而自己参与实验后就能名利双收，扩大影响，招收更多病人，赚更多钱。
6 个月后，结果出来了。
科克伦向心内科的医生们宣布，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让病人住在 CCU 里，似乎是比住家里活得更久一些，但也只久一点点，未必真的有用。
医生们马上对科克伦进行了无情的群嘲，表示哪怕有用一点点，那也是有用。病人的生命大于天，奉劝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再一意孤行、错上加错，blahblah，差点把科克伦喷死。
科克伦等他们喷完了，道歉说，不好意思刚才弄反了，实验数据的结果是，住家里比住 CCU 里活得更久一些，你们是否会像刚才一样，狂热地支持那个胜出的选项呢？现场一片死寂。
后来总会有人在讲座上问他，那你自己真的得了心脏病，难道也不进医院、就在家等死吗？科克伦回答说，他会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然后争取在家治疗。1981 年圣诞节，他真的得了心脏病之后，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英国的医学行业则对此很不满，拒绝给做出诸多医学贡献的科克伦，颁发全民医疗服务所提供的用于奖励杰出或受尊敬医生的财务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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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科克伦的工作热情再次迸发。
他经常在每晚 10 点到凌晨 1 点的时候，在独居的农舍的小桌子上写书，并且最终于 1971 年出版了《有效性与效率》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 一书。
这本不到 100 页的小书，改变了医学界，改变了世界。
从此，人类的医学开始稳步走向「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为 EBM。
即，从病人只能迷信自以为是神的权威医生，转向所有人都必须尊重数据这一客观事实。
从传统巫术，走向现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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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6 月 18 日，科克伦在英国多塞特去世。
他评价自己的一生：
「他活过，又死去。」
「一个严重的卟啉症患者，抽烟太多，没有妻子，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得到功勋，但他做得并不差。」
这个评语，似乎很公正。
（以上内容，信息源为《药物简史》和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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