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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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首次被人类确认,是在 1980s 的美国。
最初,医生们以为这是一种「男同性恋癌症」,通过「滥交」传播。有一种说法是,在 1980s 的美国,得艾滋病的都是一些有至少 1100 个同性性伴侣的男同性恋,平时喜欢在男同浴场里乱搞,酷爱舔肛、拳交,等等。
后来,这种「男同性恋癌症」开始出现在吸毒人群当中,甚至出现在女性吸毒者的婴儿宝宝身上。医生们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卫生部门仍旧不关心,甚至提出了「吸毒者很可能也会变成同性恋」的主张。
再后来,出现了女同性恋和女异性恋的案例,医生们更加确定这是一种病毒,并且不只通过精液传播——因为女性的身体内无法储存或生产可传播病毒的精液。不过,「男同性恋癌症」的叫法已经被媒体看中,得到了相对广泛的传播,这使得医生们在针对患者和危险人群进行筛查时变得更困难。
终于,研究人员锁定了被称为「艾滋零号病人」的 盖尔坦·杜加 Gaetan Dugas(如图),一位据说魅力非凡的加拿大空乘,自称有上万个同性性伴侣。
当时,研究人员普遍认定,美国的艾滋病就是 盖尔坦·杜加 传播进来的,毕竟美国国内首批被确诊的艾滋病患者(200 多人,均为男同性恋)中,有 9 人与 盖尔坦 直接发生过性行为,另有 20 多人与他发生过间接的性行为(即睡过和 盖尔坦 睡过的男人)。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说,这一数据纯属巧合的可能性为 0(不是接近 0,而是直接为 0)。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曾把 盖尔坦·杜加 标记为「患者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例」Out-of-California。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母 O 演变成了数字 0,他因此被称为「零号患者」。但到 2016 年,美国研究人员通过最新的基因手段检测了杜加的血样,推翻了这一判断。首个艾滋病病人到底是谁,已经无从查证。当然了,这也并不重要。
不过无法推翻的是,盖尔坦·杜加 在明知自己已经得了传染性绝症之后(他的性伴侣中已经有多人因此死亡),甚至在身上已经开始出现艾滋病中后期的各种皮肤病变时,仍然坚持去各种男同性恋公共浴场,不加选择地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多地执法部门都曾接到过针对他恶意传播性病的投诉,但他的主张是「我也是被人传染的,你们不能因此剥夺我做爱的权利」。人渣一个,没得洗。
多说一句,这种「你们不能因此剥夺我 xxx 的权利」的说法,还真是嵌在英美文化的基因里。哪怕新冠病毒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的,但「你们不能因此剥夺我不戴口罩/上街/聚会的权利」,加油,继续作。
但不论如何,艾滋病的传播和性取向并无必然联系,病毒并不在乎患者是直是弯。那为什么卫生部门、各种政客,都一直对 1980s 的艾滋病传播趋势视而不见,直到后来的全国大爆发呢?
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当时的异性恋们普遍不会关注同性恋群体的任何事情。因为 1980s 正是美国性解放如火如荼的岁月,当众讨论同性恋话题很容易触及政治正确的边界。而同性恋平权运动中最受人瞩目的一小部分人,恰恰是私生活最为混乱甚至是故意提倡公开滥交的人群(类似于中国田园女利头子),关注这些人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是不体面的。
二是同性恋群体自身的问题。活跃在政坛的同性恋政客们,本该在事发之初就呼吁同性恋人群注意性交安全,至少应该控制男同性恋浴场的滥交情况。但这些同性恋政客的活动经费中,不小比例是由盈利状况良好的同性恋浴场老板提供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为同性恋人群发声,去关闭这些浴场。
不关心的人不关心,该关心的人不发声。到1982 年时,据估计,旧金山男同性恋群体中,至少有 20% 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正快速走向死亡。但同时,男同性恋浴场的生意仍然红火,这一感染比例仍将持续扩大,并会快速蔓延至其他取向的人群当中。
终于,1982 年,旧金山出现了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婴儿。这个婴儿显然没有发生过同性性行为,也没有吸过毒,ta 的父母也并不吸毒,唯一的可能性是——婴儿在输血过程中,感染了会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而婴儿的输血是发生在正规的医院当中,此外没有其他感染风险。
这意味着,在公共血库中,已经遍布着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将长久地留在人类社会当中。
疾控中心就此警告血库,希望血库能做出一些举措。血库认为全面筛查成本过高,而且艾滋病潜伏期可长达一年甚至更久,而直接禁止所有男同性恋献血,又会被同性恋群体抗议,所以血库直接拒绝承认艾滋病可以通过输血传播。「拒绝接受男同性恋献血,就相当于纳粹给犹太人强行戴上粉色小三角旗,是屠杀。」当时的同性恋运动人士抗议道。全美国后来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并最终死亡的人,据估计超过 10000 人。这一问题直到发明相应的检测手段后,才得到解决。
当时,患了艾滋病的人往往羞于向家人说明这一事实,而实际上说了也没什么用,因为一个「正常」的美国人最有可能会给出的回应是:「这是上帝的诅咒,你应该去教堂忏悔。」如果患者同时是同性恋,那么情况只会更糟。有政客公开宣称,「同性恋本来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但他们偏偏向大自然宣战,现在果然遭到了报应。」
在此过程中,一批新的词汇正在成形,所谓的「艾滋语」AIDSpeak。比如「患者」应改为「携带者」,「滥交」应改为「性活跃」,「精液」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只能说「体液」等等。政客们要在公共场合讨论艾滋病时,最好能熟练使用这门新语。
至少应该提醒大家,性交时使用安全套吧?不可以的,因为「这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和「对性爱自由的侵犯」,有「性爱纳粹」的嫌疑。那能不能追踪一下和已经确诊艾滋病的患者有过性接触的疑似感染者呢?也不行,因为这些人的隐私权,显而易见地,比公众的生命健康权更重要。
尽管是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最先分离出了会让人感染艾滋病的病毒(比美国人至少早了一年),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场与疾病的「战争」中最重要的角色,并对记者宣称「6 个月内我就能给你做抗体测试,两年内我就可以给你接种疫苗」。可惜,真相是,恰恰因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 1981 年对手中的病理样本无动于衷,才使得病毒于 1982 年快速渗透进全美国人及至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艾滋病刚开始在美国肆虐时,有一篇警示性的文章,标题是《1112,还在继续……》。其中 1112 是当时已经确诊感染艾滋病并将最终死亡的美国人人数,在官僚作风影响下,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没有引起重视。
——资料基本上来自《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就不难理解美国如今在新冠病毒疫情面前的坐等死光的状态了。《124281,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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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畅淋漓
这篇文章让我对美国社会风气和文化有了一些了解,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