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4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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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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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反贼，在巴以冲突中，拿着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说事……太无知了，完全不读书啊。

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这是马克思于 1843 年创作的政治论文，首次发表于《德法年鉴》。中译文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二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由于时代差异和语言习惯的问题，马克思的原文有可能有些地方不那么好懂，我试着摘出其中比较精辟的部分，并且自己的粗浅理解来做一个初步的解释，供同志们批判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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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是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结论是什么？他对问题的表述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总之，可简述如下：
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能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

这段可以看作是一个总论（马克思对鲍威尔观点的总的概括）——如何消除宗教对立？废除宗教即可。我个人觉得，鲍威尔的观点很精辟，也很本质。

但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没能区分清楚最关键的点——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废除宗教呢？

「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

那假如一个国家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民间的一部分犹太人也因此不再信犹太教，可是仍然存在其他犹太人自发形成的犹太教团体，这时人们到底是得到了解放，还是没得到解放呢？这时犹太教到底是被废除了，还是没被废除呢？鲍威尔的分析中对这一关键问题的缺失，就使得鲍威尔的建议没有可行性，看似精辟，实则只是空谈。（个人觉得马克思在批判时的切入点，真的非常精辟）

要如何确定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呢？马克思认为，

「这一点暴露了他（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

这里稍后的讨论，就引出了面对宗教问题时的两种不同层次的解放——国家层面的政治解放（即国家不强迫民众信某种宗教），和个人层面的人的解放（即公民自己放弃宗教信仰）。马克思自己的论述如下：

「我们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如果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就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那我们要反问：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权利要求犹太人废除犹太教，要求一般人废除宗教吗？」

最后一句反问，就指出了鲍威尔观点的根本问题——如果（国家层面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强迫犹太人废除犹太教，那么政治解放如何能等同于人的解放（个人自愿放弃所有宗教信仰）呢？

接下来，马克思就要开始论述，应该如何从国家层面的政治解放，走向个体层面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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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呈现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在问题不再是神学问题的地方，鲍威尔的批判就不再是批判的批判了。

漂亮的逻辑。

宗教总是将自己伪装成神学，伪装成一种脱离了物质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纯粹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不是的，宗教的信徒和祭司们都是物质的人，都需要消耗物质财富来生存，都必然存在物质层面的利益立场——这种立场，放在政治生活中，即是政治立场，只不过被祭司们包装成了某种精神立场。

一旦政治国家发达，足够发达，发达到刺破了这一层唯心面纱，看到了背后的唯物本质，那么宗教就不再是神学范畴的东西，而变成了世俗利益在不同团体（其中包括宗教团体）中进行分配时的考量因素之一。

到了这个层面，宗教的本质就显现了——就是打着宗教幌子，想要在现世现实政治博弈中，多拿多占的一种经济实体。

所以，要消灭宗教，并不是消灭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直接消灭其经济层面的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灭了宗教及教团赖以存在的物质土壤，那么精神层面的伪装也就不攻自破了。

华夏文明早在周代就完成了「弑神」，将高高在上的神拉下来，抽象化为某种「天道」，允许任何人都主张「有德者居之」，杜绝了商代贞人式的宗教治国。

后续的「三武一周」灭佛，也只是统治阶级在不断地周期性地收割教团的物质财富而已（这一教团在民间看来也一直都是功利性的，大量劳力匿入寺院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逃避赋税，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许要算是朱元璋），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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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精彩的辩证法。

宗教局限在于唯心层面，而世俗限制在于唯物层面，是物质决定意识，所以世俗化自然就会「灭教」。

接下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我们要用物质的历史去解释穿插于其中的精神层面的唯心神话，而不是反过来。

说到底，宗教等唯心主张都是为现实世界的人服务的，念经是为了吃饱，而吃饱并不只是为了念经。

既然如此，人是目的，宗教是众多工具之一。人是物质，所以物质世界才是最终的目的指向。

宗教中的某些元素，尤其是避世的那部分，是物质的人为了逃脱一时一世的肉身痛苦而虚构出来的，回避物质世界的工具——看，哪怕在这个「否定」的意义上，宗教仍然是物质世界的工具，而非目的。

只不过，宗教有时不是指向物质世界，而是「指离」物质世界。但这在逻辑上不改变其本质，举个例子：

• A喜欢什么，你就一定喜欢什么，那你的喜好当然是由A定义的。
• 而反过来，A喜欢什么，你就一定不喜欢什么，难道你的喜好就不是由A定义的了吗？

「爱」与「恨」虽然方向相反，但其「自由度」是不变的，都是被对方所定义——

• 被对方定义的事物，就是客体；
• 定义对方的事物，就是主体。

既然宗教无论如何都被物质世界中物质的人的精神需求所定义，那么宗教无论如何都只是客体，而人，则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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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那种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就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相反，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把宗教归为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那种仍旧持神学家观点、仍旧正式声明自己信奉基督教、仍旧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在其作为国家这一现实性中，还没有做到以世俗的、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这种基础的过分的表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仍然以宗教形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不是以国家形式信奉基督教，因为它仍然从宗教的角度对待宗教，就是说，它不是宗教的人的基础的真正实现，因为它还诉诸非现实性，诉诸这种人的实质的虚构形象。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

基督教国家的完成，就是国家表明自己是国家，并且不理会自己成员信奉的宗教。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简单来说：

• 国家不信教=政治解放
• 个人不信教=人的解放

国家放弃国教和异教的定义，不再与某些宗教进行强行绑定，这就是政治的解放。一个生活在政治解放的国家的人，完全可以仍然坚信某种宗教（并且不用担心自己因此被迫害）。

但这个仍然信着某种宗教的人，并没有完成自我的解放，仍然被宗教所束缚。

所以，国家（人的集体）与人（个体）是两个层面的事，彼此依赖，却又不完全一致。

• 在现代国家中（比如美国），政权已经不再由宗教把持（至少明面上如此），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从宗教的束缚中走了出来。
• 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比如美国人），仍然有信仰任意宗教的自由（至少明面上如此），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仍然没有从宗教的束缚中走出来。

这两者不冲突，甚至有着前后铺垫的关系——当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集合体（国家）先行放弃宗教的捆绑之后，个体才有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从更小的束缚（自己内心的精神盲动）中走出来。

否则，若是反过来，一个生活在政教一体国家的普通人（比如当初的西班牙人），假如先在自己内心放弃了对「国教」的盲信，下场或许就是像诸多异教徒一样，被（比如当初的西班牙国王设立的）宗教审判庭活活烧死。

而这一逻辑分析，又一次证明了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就摆脱了「政教一体」这一落后愚昧的形态。至少从周代开始，民众就不会仅仅因为不信国教或信仰异教，而被暴力机器（国家）直接肉体消灭了。

华夏文明中，既没有出现过西班牙那样的异教审判，也没有出现过中世纪十字军那样的宗教战争，更没有出现过五月花新教（清教徒）那样的宗教意义上的集体流放。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人从周代开始，就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马克思这里说的「政治解放」，说白了就是民众爱信什么就信什么，虽然儒家被认为是儒教，但你不信也不会面临宗教意义上的异教审判。

所以可以认为，华夏文明在周代之后，一直在追求的都是下一阶段的人的自我解放（根本的解，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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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福音书的精神”和“福音书的词语”分割开来，是不信宗教的行为。国家迫使福音书使用政治词语，即与圣灵的词语不同的词语，这是亵渎行为，即使从人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但从国家自身的宗教眼光来看就是这样。应该用圣经的字句来反驳把基督教奉为自己的最高规范、把圣经奉为自己的宪章的国家，因为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神圣的。这个国家，就像它所依靠的庸碌无用之辈一样，陷入了痛苦的、从宗教意识的观点来看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有人要它注意福音书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

说到底，是「释经权」之争。国家作为暴力统治的实体，要求的是对暴力的掌控，对财富分配的最终定义权和解释权。而宗教要求的，也是是这个……所以欧洲中世纪时才会不断地陷入国王与教皇的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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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而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他通过这种分隔说明：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特殊本质是他的真正的最高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让位于它。”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女权主义者」的批判。

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或者说它们认为人的本质在女人身上，要让位于女人的本质。

比如它们往往会提出「性别是最早的阶级」这一扯淡说法，完全无视「阶级」的定义是经济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理性的这一事实。

只要一个女权主义者还坚持认为「使她同非女人分隔开」的那种狭隘性别本质才是自己社会存在的最高本质，那么它就一定会把「女人」放在「人」的前面，会把「女人的权利」放在「人的权利」前面，会把「女性的解放」放在「人的解放」前面，甚至在利益有所冲突时将两者对立起来，把男女平等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

这样的女权主义，恰恰是妇女解放所面临的第二大障碍。

妇女解放的第一大障碍，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当生产力持续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收益总有增量可分配时，女权主义作为次要矛盾并不会突显，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从增量中去分蛋糕。

当生产力发展开始停滞时，比如在全球瘟疫和三战开启的 2020s 时，社会的财富增长也开始停滞，所有人只能从存量中进行利益争夺，这时原本次要的女权主义所虚构出来的性别对立矛盾，就慢慢朝着主要矛盾的方向演进，变得越来越尖锐。

但是，性别对立矛盾有没有可能取代生产力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不可能。因为次要矛盾的解决，仍然依赖于生产力的再次发展，仍然依赖于主要矛盾。

主次在这里是不会改变的——或者说它的改变体现为：当主要矛盾短期内无解时，这一矛盾相当于「隐身」了，这个本该是变量的生产力水平被人们当成了社会背景（一个不变的常量），这时可以改变的下一个变量似乎就成了男女地位，于是性别矛盾显得很主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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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

因为实际上，国家这东西并不具象存在，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不妨理解为国民真正意识到，国家这个概念不是物质概念，而是精神概念——这就做到了实事求是，认清了国家的本质。

那么既然如此，国民就不会再被唯心的精神的国家概念而迷惑，于是可以开始更清晰地看到，个体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经济社会中的物质财富，而不是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所提供的什么信仰或精神。

当然，这只是辩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尤其对当下的中国人——市民生存，要靠的当然不是爱国精神，而是牛奶面包豆浆油条，可是若没有爱国精神，以及在爱国精神号召下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物质力量（掌握了生产力的人），那么市民单靠自己的布尔乔亚精神，能够天天过太平日子，牛奶面包豆浆油条吗？2020s 的上海孤岛，为这个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团长再光荣，也要敲骨吸髓。

所以，马克思此处只是论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主要方面，说明了当人们明白国家是抽象的、生活是实体的之后，所带来的思想和生活上的阶段性好处。但理论结合实践时，中国人还应该深刻体会「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这一次要方面，明白当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被用在像下山国那样的唯利是图、发国难财的物质行动上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人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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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

一针见血。

其实马克思这里批判的，并不只是犹太人，而是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只顾追求经济利益的人。

犹太人，因其历史渊源，恰好无法拥有土地，于是转而经商，所以走向了「资本大一统」的生存路线。

所以，与其说这里批判的是犹太人的经商文明，不如说是在批判所有以追求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的经商行为。

这种行为有别于正常的经商，这种行为并不是以改善人的生活为目的而去赚钱，反倒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钱成了最终目的，人（包括资本家自己）成了赚钱的工具。

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哪怕他不是犹太人，但他只要能从唯利是图的一味追逐金钱的自我物化的资本主义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也同样能够获得自我的解放。

当然，这不是要求当下的正常人，丢弃个人财富，跑去深山老林里隐居，没必要，太超越这个时代背景的行为，并不能帮助人类改良这个时代。

我个人觉得，普通人只要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不沉溺于过分的物质追求之中，做消费品的主人，而不是被消费主义洗脑后成了消费品的仆从，那就够了，就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解放了。

更大更充分的自我的解放，要靠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人类的努力来推动。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完整闭环：

工作，不仅是为了获得满足当下生活需求的物质财富，更是为了推进全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当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发达到足以支付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时，人类便再也不需要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工作了——那会干什么呢？

有人觉得，那就可以永远躺平。这是疲惫者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真正躺平了一年半载之后的智人的想法，智人的大脑是闲不住的，除非脑死亡。所以，当人类不再需要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工作之后，人类就会开始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工作。

那时，或许普通人也不会再把工作叫做上班了，而称其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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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

这里的说法容易让人困惑，不妨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更易懂的「翻译」为：

• 封建主义信教=最蠢
• 资本主义信钱=次蠢
• 共产主义信劳动=不蠢

人总要有所信仰，信教的就被宗教束缚，信钱的就被资本束缚，都是不自由的，都不如信物质，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来解放自己。

但是，比起信教的，毕竟是信钱的要相对先进一些——信钱的至少是赚钱自己花，信教的是赚钱送给神父花，哪个更蠢，一目了然。

（等一下，为什么说赚钱自己花也蠢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打工赚钱时已经被资本家剥削了一次剩余价值，消费时又要被资本家垄断传媒后打造出来的消费主义带来的品牌溢价再收割一次——明明是自己生产的商品，却被人砍了两刀，还美滋滋觉得自己靠劳动过上了好日子，蠢不蠢？当然，这种蠢是相对于更加先进的共产主义而言的，在我们当下并不该完全打倒这种想法。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回到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能够踏踏实实信钱的，主要是犹太人（因为垄断了商业），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信仰与其说是YHWH，不如说是钱——这算是点破了这一商业民族的精神本质。

而同样，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大部分基邪徒，都不信钱，而信教——他们辛苦劳动赚到的钱，都孝敬给了并不存在的上帝，上帝既然没有手脚可以花钱，那钱自然就归了教皇神父等「中间商」。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人类还不可能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即废除一切迷信，完全走向共产主义）。但即便如此，能够先废除信神（即不当基邪徒），转向相对进步一点点的信钱（即成为精神犹太人、也就是拜金主义者），总归不是坏事。

越来越多的信神者都变成拜金者之后，拜金者自身也被相对解放了——因为拜金者也意识到，YHWH是骗鬼的，我信的是钱。

所以，马克思在后面说道：「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有了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宣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并且引用了一句评论说「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神职真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这样，基邪国家就逐渐「完成」了，或者说「成熟」了，从「政教勾结」转向了「教商勾结」。这其实是另一个层面的，对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马克思是从资本的层面拆解宗教，而韦伯则是从宗教的层面解释资本。

由于在基邪国家中，政早就被教俘获，西方的现代政府实际上脱胎于教，于是其「教商勾结」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就相当于无神论国家中的「政商勾结」。

多说一句，教商勾结=政商勾结，这一事实也再次证明了「官僚主义无所谓意识形态」，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性自私在官僚体系中的放大和应用——官僚主义们才不关心自己这个体系对外声称的是教还是政呢，反正它们自己只在乎个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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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
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
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这里的「犹太人」，既不是指具体的犹太人，也不是指所有犹太人，而是一种标签化的定义。如果换位到当今中国，不妨称其为「上海人」。

难道每一个上海人都是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吗？当然不是。难道每一个户籍上海的人，就一定会成为拜金主义的信徒吗？也不是。正如同犹太人未必都是大商人，而犹太人甚至未必信犹太教一样（马克思自己就不信）。

但由于马克思自己的犹太家庭身份，使得他在这里使用「犹太人」一词进行批判，底气更足。这就比随便哪个并非上海户籍的中国人，借「上海人」一词来批判拜金主义，要更有批判的合理性。

所以，让我们还是放过「上海人」这个标签，毕竟举出「上海人」只是为了方便中国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作为犹太人而批判犹太人的这种言论，在当时引发了怎样的惊诧——很多学者甚至据此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天大的笑话，一个反犹主义者会长篇大论地讨论如何解放犹太人吗？直接鼓吹杀光不是更符合反犹主义者的立场吗？

同样，举出「上海人」标准作为类比，也并不是鼓励地域歧视。只是为了反驳「马克思是反犹主义者」这一荒诞说法。

下面，我们把「犹太人」换成更普适的「小市民」或「小资」，就贴切了。这里的「小市民」和「小资」，正如马克思文中的「犹太人」一样，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贬义词。

诸位不妨试一下，把「犹太人」直接替换成「小市民」或「小资」，语句反而更通顺易懂了。原文替换后如下：

小市民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小资精神的特殊表现。
小资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
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小市民和小资。
小资的信仰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金钱是小资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
……小资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小资的现实的神。小资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尤其这一句：

• 「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 改为：「在小资的信仰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多么贴切？一个不事生产、盲目拜金的小资，不正是那种认为面包和牛奶是从货架上生长出来的，只要按一下F5或者下拉手机屏幕就能无限刷新的小丑吗？

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这句话有如「里世界」的《金刚经》，一言破万魔。

魔鬼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却真真切切存在着心魔。

沉溺于拜金心魔中的小资们，居然把真实存在的自然界当成是想象中的产物，认为世界是由金钱（而非物质生产）定义的。

「只要有钱，什么物资买不到？」这句话，在2020~2022年时，最多地回荡于哪座光荣的城市上空呢？

• 所以要批判犹太人，而批判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犹太人，反而是要解放犹太人。
• 所以要用「上海人」作为类比，其目的也从来不是制造地域歧视，而是要真正地解放上海，解放所有「小市民」盘踞的腐朽拜金之城。

就让圣光毁灭吸血鬼一般的犹太人，就让天火焚灭人世间的所有蛾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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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摩西五经或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
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翻译成现代社会下的话术，大致可类比为：

「小资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拜金主义中解放出来。」

对小资和小市民进行肉体消灭，并不能消灭这一群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是拜金社会孳生了拜金者，而不是反过来。

所以，要消灭孳生拜金者的土壤，要改变不断引导人们走向拜金的资本主义土壤，才能解救已经被腐蚀的和即将被腐蚀的那些原本无辜的小资和小市民。

消灭了有毒的土壤，自然会开出健康的花，结出健康的果。

扫除了一切魅惑，人类自然能看清世界的物质性，理解人类的使命就是劳动以解放生产力，进而解放自我。

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创造出新的人性，而是要让得了病的人性，恢复其原本健康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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