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斯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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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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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连着读，还真不敢相信同一个作者 高彦颐 的两本书，其中的女权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高彦颐（Dorothy Y. Ko），香港历史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早年就读伊利沙伯（官立英文）中学，后赴美国升学，在史丹佛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 《闺塾师》原书写于 1994 年，
作者还同意「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在她们自己的阶层中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写女性对特写男性的从属」，因此认为对女性进行社会研究要「分阶层、分地点和分年龄」。
——说白了，作者当时还承认「阶级>性别」，将女性看作是在各个阶级内、被该阶级的（家庭内的）男性剥削的对象。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性别矛盾是次要矛盾。
- 到了 2001~2004 年写作的《缠足》一书里，
作者就已经认为「招募受过教育的妇女充当国家权力代理人，等于是预先排除了跨越阶级界线的女性同盟或姐妹群体发展的可能性」了。
——也就是说，这时作者已经认定「性别>阶级」了，认为哪怕父权制下的国家允许女性受教育、允许一部分女性参政，也只是在破坏女性天然的性别共同体。这时作者已经将性别矛盾看作主要矛盾，而将阶级矛盾看作次要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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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又合理）的现象呢？
我觉得从书外来看，从社会发展脉络来看，这恰好就是最近几十年「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证明——
温和派女权越来越活不下去了，反过来说，想活下去的女权主义者必须越来越极端。
这既是经济周期收缩后存量博弈下经济基础的反噬导致的，也是文化层面人类天然的「极化效应」导致的——即人们听多了辩证观点后不仅不会变辩证，反而会变得更极端。
但回到书内看呢？我觉得也有三个次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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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
是《闺塾师》毕竟是直接讨论经济基础的，不像《缠足》那么全社会普适（因此可以忽略经济基础）。能读书的女性显然不是普通农民家的女性，而是如书中所说主要三类女性——出版商的亲友、名门才女、供文人消遣的艺妓。
这时，作者不得不关注经济，而不能只在文化螺蛳壳里做道场。于是，作者不得不承认，同样是女性，不同社会阶层下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缠足是全社会的共谋，但爱情小说则只能是识字者的共谋。所以，作者在《闺塾师》里还无法像在《缠足》里那么脱离辩证唯物主义，还不能纯纯地空口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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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
是作者的史学研究视野，在这两本书里都偏向于文学层面。说直白些，她似乎不太了解该从什么地方获取真正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史料，而总是从各种当时的流行小说和诗歌里找证据……
这种研究视野在《缠足》里就显得很可笑，因为喜欢缠足的（变态）男人、以及因此写下意淫缠足作品的（变态）男性文人，都必然会在作品中夸大其琴瑟元素。你拿小h文去讨论史实，不能说离题万里吧，只能说开心就好。
但同样的方式放在《闺塾师》里，就还好。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探讨的本来就是文学作品……没想到吧……确实想不到，太巧合了，真的妙。
就如同是一个只愿意去澡堂子里调研的记者，让她报道皮肤病就比让她报道春运靠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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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
是这两本书里涉及的「角色」不同，结合作者自己的经历来看，又呈现了微妙的状态。
在《缠足》里，前殖民地hk出生长大、受着英文叫会学校教育、最终果然进入美国生活的女作者，认为国男从不尊重国女的「主体性」——强行给女人缠足是一种强迫，为了在洋人面前否认华夏文明的低劣而强行给女人放足，又何尝不是一种强迫呢？
因为国男主张给国女放足，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女的利益的，而且足已经放了，攻击国男动机不纯不仅不会伤害国女的现实利益，反而还能迎合女权主义者「打倒男性」的精神诉求，所以作者对国男的攻击并不会让女权读者们觉得不舒服。
甚至，由于作者在全书开头就迫不及待地主张基邪叫士们呼吁的不缠足的「天足」是真理的包容的自由的，顺便证实了父权制儒家是荒谬的苛责的压迫的，反而更迎合了资本主义思潮下的白左女权读者的喜好。
在《闺塾师》里则不然，作者同样认为国男从不尊重国女的「主体性」——
但作者切入点非常奇葩，她认为史学家们（均为男）往往误认为女性被缠足、被困在家里，是完全被动的、被男性决定的，而她认为真相是这些男性史学家们忽略了（高阶层）部分女性的主动性，忽略了很多（高阶层）女性是主动选择了缠足和居家不出。
麻烦来了——
作者本来是想从这里切入，继续指责国男「不尊重女人」，但一部分脑子不太够的女权读者们竟然误以为作者这是在给男权「洗地」……比如就有几条划线评论中出现类似批评：怎么能因为有的女性被洗脑后自愿缠足，就说这是女性主动性的体现呢，「纯属放屁」，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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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三条原因，尤其是原因三，就很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作者，会从 1994 年的「阶级>性别」走向 2004 年的「性别>阶级」了——
因为受众「下沉」了，在自由主义思潮攻势下，女权主义者群体正变得越来越无脑，越来越没有长文阅读能力，更不要谈什么生活经验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
套用一个破梗：
同样面对「瓜贵还是兔子贵」的问题，
- 之前女权作者还可以用反问修辞说「瓜，怎么可能有兔子贵」，来赢得「兔子贵」这一党的掌声，
- 而现在女权作者胆敢这样说话（太绕）的话，那么很可能她「瓜」字刚出口，就被「兔子贵」这一党的女权主义读者出手砍死了。
啧啧，惨。
你说，这种越来越极端的变化，
- 到底是这位女权主义作者被时代裹胁了所以才裹小脑呢，
- 还是（如她所说，甚至就连缠足也成了）她个人意志下「主动性」的体现呢？
哈哈哈。
妙，book，盐。我真是太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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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闺塾师》一书的书评，另附上另一本书《缠足》的书评，如下：
这本书有趣之处有三：
一是作者使用了大量带有窥淫性质（必然情节夸张）的小说（而非史料）作为证据，去分析和论证自己的观点，颇有点嵌套迭代之感——
那些喜欢「金莲」的古代变态男人沉浸在自己的病态意淫中，那些读这类小说的变态读者沉浸在自己的病态意淫中，那些取信这类「证据」的学者又何尝不是沉浸在自己的病态意淫中呢？
二是作者的视角实在是不能更「女权」了哈哈哈：
- 中国男人哪怕主张废除裹脚陋俗，也不是发自内心为了女人考虑，而是要在洋人面前为本民族的落后开脱（归罪于女人裹足不前），是要再次强迫女人控制女人的身体，是要持续使用父权文化压榨女性的自由。
- 但是，来中国搞文化殖民的基邪传叫士主张女性不该裹脚，要释放天足，就一定是出于文明开化包容自然的纯洁目的，毫无私心。
漂亮，哈哈哈。假如时空错乱，换成东方工业革命去殖民西方，看到中世纪束腰迫害并且写这么一篇论文，是不是也能在欧罗巴引发海量日耳曼女权主义者共鸣呀～
当然，理解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女权主义者，包括作者这种出生于前殖民地hk、读带英公立英文学校、移民美国生活的香蕉人，肯定也不会相信这种假设。
三是作者举了辜鸿铭的例子，很有意思。
辜的很多做法都挺不合于当代，但他说过一句话却恰如其分：
「我的辫子在脑后，有些人的辫子在心里」。
是呀，旧社会的妇女进入新中国之后，早就不裹脚了，可是有些新中国的妇女，却又被女权主义裹住了小脑——
为了反对父权制的控制，投入资本主义殖民话术的怀抱，仿佛就代表了理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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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好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