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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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2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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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株待兔，故事出自《韩非子·五蠹》，大意为：
战国时宋国有个农夫，看见一只兔子撞到树桩上死去，从此他就守在树桩旁，想再得到撞死的兔子。
后来，人们就用「守株待兔」比喻心存侥幸，坐等意外收获而不主动努力，也比喻死守狭隘的经验而不知变通。
这是第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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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这个傻乎乎的农夫，是宋国的。
春秋五霸有多个版本，所以春秋五霸共有 7 个（或更多），其中最强的是哪个不好说，但最弱的一定是宋襄公——也就是迂腐到拒绝趁敌军渡江时「半渡而击」（因为不合乎上古战场礼法），结果被敌军全部渡江后打成重伤（最后死掉）的那个宋国「霸主」。
所以，这个故事里虚构的农夫，为什么要是宋国人呢？是为了嘲讽宋国。
作者韩非子，是韩国王族（公子），师从儒家荀子，但却转入了法家阵营。他一生都盼着相对弱小的、地缘居中（不利）的韩国，能够通过变法而强大。只可惜，生不逢时。
时代明明已经走到了大争的战国，很多韩国的王族仍然沉浸在春秋时的那种迂腐生活中，不愿意改变，也不相信自己会被灭亡。
所以守株待兔，不仅是嘲讽宋国，也是在嘲讽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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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春秋战国时的宋国，沿袭自周代，是周人灭了商之后，分封了商的遗族（帝辛/纣王 的哥哥宋微子，商代最大的商奸）。
也就是说，宋国，其实就是商国。
- 农夫本该种自己的地，生产粮食养活自己和家人。
- 但农夫却因为偶然的运气，得到了自己原本不配得到的兔子肉，从此就坐在那里搞封建迷信，连地也不种了。
- 最后会怎么样？只有死路一条。
宋是周封的，周之前是商，商代时，谁种地，谁吃肉？
吃肉的自然是商王一族，不光吃兽肉，还要吃贵族们的人「牲」之肉，比如伯邑考（他被做成烤肉饼，在帝辛及商王一族的视角下，是莫大的光荣）。
而种地的是谁呢？很可能就是周人（向商人上贡）。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或牛骨上）和金文（刻在青铜器上）写法，原本就是一块田，后来下面加了一张嘴。
所以，守株待兔的背景深处，还隐含着（东）周人对商人的嘲讽——你们商王子姓一族，自认为可以通过贞人与天神沟通，甚至自认为是天神化身（商王武乙、宋康王偃，都曾囊血射天），结果呢，还不是失了「天命」，把天下让给了周家姬姓「天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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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层（我强行解读出来的）意思是韩非误解了商人和宋人，所以就有第四层：
囊血射天，并不是商王或宋王在自比天神，而是为了从神棍贞人手里夺回神权，实现政叫一体。
- 武乙当初是如此，可惜最后失败了，被贞人们暗杀于郊猎途中（史书称是天谴雷击而死……）；
- 而商王后裔宋王偃也是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向先辈致敬。
周人们或许不知道这是啥意思，但宋人们都知道。可惜历史是周人及儒生们书写的，所以宋人被一黑再黑。
好笑的是，儒生的祖宗是孔子，孔子姓子，也是商王后裔（孔子的祖辈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商人已经被黑得体无完肤了，所以孔子背叛自己的祖先和血族时，毫无心理负担。A295 天不生孔子，那又怎么样；A366 封神第一部，还不够魔幻吗
把囊血射天再往前追溯，就是商代的始祖商汤，他率商军讨伐夏末爆菌桀的时候说：
「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殷本纪》」
也就是说，商汤将夏王称为「日」，像太阳一样高高在上，那我也要把你拉下马，大不了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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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风格，其文化基因的深处，又对应更古老的两个东夷族神话——后羿射日，夸父追日。
按学界的其中一种说法：黄帝源自西羌，炎帝源自东夷，这两支古族经过多次大战融合，最终形成了华夏族。然后华夏族的神话再回过头去，重新编撰层累了我们如今看到的华夏神话（的雏形）。
夸父追日：夸父，可能是一个族名或部落名，反正不是黄帝派系的，有可能是炎帝或者蚩尤一边的。但蚩尤本也就是炎帝一边的，所以反正都可以算成东夷一边的。
后羿射日：后羿，也有人说其实应该叫大羿（后，是母系时代的「王」的意思，比如「司母戊」应为「后母戊」；而射日的大羿是神人时代的英雄，有别于英雄时代的篡夺夏代王位的有穷氏后羿）。羿擅用大弓，而「大弓」就是「夷」，是很明显的东夷族身份。
按这种说法，东夷族一直是把「日」看得很高的，但又并不服从于「日」，是追逐、挑战的心态。
顺便说「精卫填海」的主角「女娃」是传说中炎帝之女，也是一种死都不服的劲头。
再多想一点，楚人常自称蛮夷，其生活区域也和东夷重叠，而湖北荆楚之地到今天都有些当地人在使用「不服周」的表述方式，意思是「不服气」。当然，这可是一种语音上的巧合，这个「周」未必是「周人」的周。
但从根本上说，东夷一支的这种「死都不服」的精神，和融合之后改造出来的「天命所归」的周人精神，差异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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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牵强附会地说，从周武之后，华夏历史上的统治者就已经学会了「外儒内法」的操作：
- 对外疯狂忽悠礼教、孝经、儒家那一套，以便愚民、劝服、驯化、降低统治成本，
- 但内心深处仍然是法家的精核——人以利往。
即韩非所说的：
卖轿子的盼着人们富有，而卖棺材的盼着人们病死，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人或者恨人，只是为了从人们的富有（就坐轿子）和死亡（就买棺材）中获利罢了。
原文出自《韩非子·备内》：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
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所以其实人性无善无恶，韩非没能再往前走一步，还是落在了「人性本恶」的低维哲学层面上。但也有可能，韩非已经意识到「人的存在先于外界对其进行善恶的判断」了，但为了对冲当时横行的儒家「人性本善」理论，不得不粗暴地说「人性本恶」。
其实，法家的观点是「人性本利」，所以要用利来做正确引导——引向善，便是善；引向恶，便是恶了。
又可惜，那个年代，生产力过于落后，人们吃饱都很难，除了贵族等极少数人之外，普通人谈不到什么精神追求和享受。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贵族的文化和平民文化是完全割裂的。在这种状态下，有可能向民众谈「精神文明」吗？不可能的。
因此，也就不存在「精神层面」的向善引导，或者说没法像面对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平民一样，劝他们什么五讲四美之类的。在那个严酷落后的古代，法家的「以利为引」最后就只能体现为惩罚为主、而且是肉体惩罚为主——精神层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那么人性如何有可能脱离兽性，走向神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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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昂扬，走向周的驯化，这是商王族的视角。
商人想要恢复曾经的昂扬，不仅没有错，反而是他们眼中的先进。可惜，商人也脱离不了阶级局限性，商王一族意识不到他们的昂扬，是以无数人「牲」的惨死为代价的。
那么从这个层面看，作为周人的一员，韩非嘲讽商王族的迂腐，倒也是成立了，甚至辩证了——现在（指战国相对于商代）全国人口大幅增加了，再走奴隶制已经行不通了，周的封建制显然更能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可是商的遗族（宋人）还想着天上掉兔子肉，可不就是守株待兔了么？
所以，守株待兔就成了「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同义词。
历史深处，总有些精妙的思辩。当然，会有人说「你这是过度解读，强行攀附」，没错，当然是，可是也别忘了：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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