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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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平行宇宙里的我——前者是独生子女,后者是双胞胎。
我家一样穷,平行时空里家里多了双筷子。
我的性格,不论在哪个时空,都主要是由我的童年经历决定的。
- 独生子女的我,家里有啥就归我,很正常,不需要多想。
- 双胞胎的我,家里虽然一样穷,但资源只分一半给我。
作为双胞胎的我,当我获得超出一半时,我本能意识到这是占了我哥的。作为双胞胎的我,当我到手不足一半时,我明白这是照顾了我弟弟。不论双胞胎的我有什么态度,那个我都必然知道:
- 我所得的一切,都来自分配;
- 而一切分配,都涉及他人;
- 给了我的,就无法再给别人;
- 我的收益,就是亲人的成本。
这样的双胞胎的我,必然比独生子女的我,在所有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更能理解社会的本质——人类社会一切关系都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所以双胞胎的我会更包容,更理智,更不自私,在统计意义上,只在统计意义上。
因此,独生子女一代会更不包容,更不理智,更自私,当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或者说,当其他客观条件都提升时,独生子女人群会比多胞胎人群更拖慢社会获得应有的进步。
再或者说,当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时,一个独生子女的包容度、理智水平、无私程度想达到多胞胎人群的默认值,势必要付出更多认知上的努力,因为存在「先天差距」。
当全社会进入独生子女二代时,即独一开始做父母生出独二时,人性层面的自私、狭隘、非理性会暴露得更充分,以原生家庭为单位交互影响,(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风气会因此而每况愈下。
- 假如经济增长能持续填平这个人性深坑,那社会就能维持当前水平。
- 假如经济增长发展比人性堕落得更快,中国就能迎来持续上升,正如这几十年的奇迹。
- 假如经济停滞,独生带来的丑恶就会压倒生产力,占据历史主导因素的地位。
比如说:
- 极端女拳崛起(反婚反育,分裂原生家庭,性别对立只是表相,本质是同时割裂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 性少数人群过分跳脱(在中国从未受系统性压迫却强行将私生活问题输出到社会领域,且权利诉求远超过其社会人口比例及其已承担的社会责任),
- 舆论上无原则的废死主张(以主角视角习惯性自我代入死刑犯角色,却对受害者没有共情能力,本能地想着「我把」而不是「我被」),
- 极端狗奴猫奴(对同龄人类无亲密感,但社会性动物的本能无法抗拒,只好移情至低等动物),
- 主张卖淫和代孕合法化(没有尊重爱护自己姐妹的经历,在将其他底层女性工具化时毫无心理负担)。
有些民运是英美意识形态渗透(比如女拳和 LGBT),有些主张却与白左普世价值观是相悖的(比如卖淫和代孕合法化),但其背后有共同的客观舆论基础,都是身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片面强调自身权益而忽视社会责任——这不是独生子女独有的特征,但独生身份会放大人性中的这一丑恶侧面。
- 多胞胎孩子由于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因此更多是带着心机去多拿多占,被看破了会恼羞成怒,激活攻击反应;
- 而独生子女的自私更加「真诚」,因为独生子女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所有奶本来就该都给我吃」,所以在多拿多占时更加理直气壮,缺少羞愧机制,攻击模式是一直开启的,不需要激活。
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上升,生活水平上升就必然导致出生育下降,出生育下降的原因是缺乏生育意愿,对种群责任的逃避必然会或多或少反噬种群权益。
中华民族身份不基于血缘而基于文化认同,但主体长期以来一直是汉民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东亚人,肤色的单一有利于稳定但不利于扩张。
在基因时代正式来临前,在美丽新世界干预胚胎成为惯例之前,文明的演化非常依赖于自然突变催生的个别天才——这与唯物史观不冲突:科学真理是必然会被发现的,但何时被何人发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才何时诞生这一偶然性。
出生率越高,突变机会越多,天才诞生的可能性越大。现代医学筛查并处理掉了过于负面的变异(比如先天愚型、海豚儿等),相当于赌场里荷官替玩家剔除了必输的牌局,从而显著提高了赢面。
所以,让愿意生的人多生,让不愿意生的人多交税来养,是必然的历史选择。自己不生却还不愿意交单身税、丁克税的,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与此同时,中国一定要继续拼命发展经济,来对抗独生子女泛滥的独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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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独一生出独二时,人性层面的自私、狭隘、非理性会暴露得更充分?以原生家庭为单位交互影响,社会风气会每况愈下?
「当全社会进入独生子女二代时」
独生子女就没有什么优势的地方么
家庭资源更集中,更有机会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