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 邓小平时代

by @秦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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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意识到苏打算逐步控制中国主权，于是与苏决裂，开战。

周与美建交，周对基辛格示弱引毛不满。毛意识到美在借中苏矛盾对抗社，同时苏美可能打压中国，于是做出反应。

毛立意，审核，派邓发言，新中国首次在联大露面，提出一二三世界理论。核心是综合实力划分国家关系，而非仅看意识形态。

毛逐步交权给邓，但保留一票否决权，用四人牵制邓。周被批孔，病重，交权给邓。

邓意识到综合实力的前提是军队，大规模裁军，整顿。重点是调动各军区司令，以免毛走后中国军阀割据。毛支持。

邓意识到综合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发展靠运输，运输重点是货运，货运靠铁路，于是重点抓铁路，之后搞钢铁。毛支持。

邓选中江苏徐州，干线枢纽。徐州造反派掌权，邓派军队打掉。

邓让中国铁路再通，货运复苏，开始搞钢铁，也见成效。

四人意识到邓将执政，自己将失势，用意识形态再次整邓，毛支持。

邓第三落。1976 年，邓已 7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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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邓在 1976 年的根本分歧，是如何评价文革。

毛最初认为全对，至少九分对、一分错。邓从不表态，也就是从不承认哪怕有一分对。毛反复要求邓对此公开表态，拒绝单独见邓。邓私下请教周、叶帅、陈云等人，大家都劝他公开认怂，但邓最终拒绝了。

于是，1976 年，邓第三落。

为什么双方如此纠结这个点？于公于私各有一个重要原因。

毛，于私。

毛侄子到北京见毛，告诉毛东北有两个声音，一个认为七对三错，另一个认为七错三对。从此毛重用侄子，对外沟通几乎完全依赖。

毛生于 1893 年，到 1976 年时 84 岁，每况愈下，开始担心身后名。但毛不会完全否定邓，而只是用四人牵制邓。

1956 年，赫上台，在苏大上公开批判斯，运动扩大化几乎完全否定了斯。斯倒台本身对毛是好事，但毛非常担心邓是中国的赫，在自己走后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毛思想。

原因在于，毛在意公。邓三起三落：

• 第一落，1933 年，邓因公开支持不得势的毛而被打成「毛派头子」，毛终生念这一好。
• 第二落，1966 年，文革开始，邓因和奇走太近，被打倒。毛没有拦着批邓，但设法确保了邓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知道邓的能力。
• 第三落，即 1976 年这次，对文革的定性之争。当时，毛身边已无人可用。

奇被批倒，病重不让治，活活拖死。周、叶帅、陈云均年迈。四人只掌管舆论宣传口，完全是工具人，毫无能力。毛已与青分居很久，时常批评她，说她做事太激进。

邓虽 73 岁，但有军事经验，经济能力强，外交作风（比周）强硬，又是早期铁粉，深得毛心。

毛作出妥协，放弃九分对的说法，称至少是七对三错，希望邓能回心转意，公开支持文革。这样，毛就可以放心地走，放心地把中国交给邓。毛不希望中国出现赫批斯导致政局不稳定的事，因为这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另，邓在主持「复活」中科院时，乔木撰文中涉嫌「捏造」称毛说过「科技是生产力」。毛表示从未说过，科技不可能替代阶级斗争。由此，毛进一步担心邓会走资忘社。

邓，于私。

邓长子不堪批斗，跳楼摔伤，造反派禁止医治他，活活拖成全瘫。邓三起后在全国停止文革，但严禁反攻清算，强调团结和发展。唯独在处理当初批自己长子的造反派头子时，要求至少判十年。

1966~1973，邓蛰伏七年，最后三年半在江西，每天绕屋走圈几千米，沉思中国未来。因早年地下高风险工作习惯，邓只想，不写。这些经验，让邓从个人层面，不可能肯定文革。

毛走后，邓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文革是一场灾难。

邓风格一直强势，且毛 84 时邓已 73，虽邓自认能再工作 20 年，但邓的年龄也是他急于在有生之年做事的原因。

邓，于公。

如果自己公开肯定了文革，那么哪怕毛走了，他也无法再公开否认。不能否认文革，就无法拨乱反正，经济秩序和文化教育系统就无法恢复，中国就不可能发展。不能否定过去的错误，解放思想就做不到了。自己公开违心，实事求是就做不到了。这样，即便自己掌了权，也束手束脚。

两人分歧不可调和，但却又互相依赖对方。

1976 年 9 月 9 日，毛逝世。

1977 年，邓复出，华掌权。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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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Tip O’Neill 后来写道：

邓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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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与美国国会会谈中出现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

美国国会之前通过了《杰克逊和范尼克修正案》，要求共D国家允许想移民的人自由离开，否则国会不能批准这些国家享有正常贸易关系。

国会议员逼问邓，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邓回答，「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

邓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不敢再追问下去。

就这样，中国得到了豁免，得到了贸易最惠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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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的一个可能选项是上海，1930s 那里企业林立，住着 30 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

但在 1978 年，中国决策层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出事，将是中国的灾难。

出生于上海的云也担心，上海人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在决策层中占了上风。

而广东和福建不同，同样地处沿海，但工业薄弱，且本就存在国际安全风险，又远离北京，即便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影响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大多出自广东福建，仍然会讲当地方言，并且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对吸引外资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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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反复强调，中国在 1978 年开始的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可能犯了冒进错误，盲目乐观，要出大事。

邓转而支持云，两人一起反对华的外资政策。

因此，1980 年 11 月为 1981 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长目标——3.7%，基建资金从 550 亿减到 300 亿。有些人反对，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他认为，1949 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就是「左倾」冒进。

1980.12.15 一系列政治局会议的尾声时，邓表示「我完全同意云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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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有一个从未动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共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

在邓看来，只有中共才能够提供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来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 20 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蒋、毛——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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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很担心人才外流，在邓之前中国也一直对西方关闭。

邓在提出对外开放时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

邓的一些同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

邓大力支持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和商人来华。有人担心外国人的竞争会危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利益，而邓认为外国公司的竞争非但不会搞垮中国经济，反而能让中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强。

邓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留洋的华人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中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并不是邓启动的。事实上，毛在 1969 年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和华又延续了毛的路线。然而邓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他的前任。

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邓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给国人，并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能学到的一切。

邓的时代，出国留学是可以带家属同去的，不担心拿了国家的钱之后全家移民不回来。因为「只要我们把中国建设好，他们自然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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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英国确定了香港必须回归之后，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邓也担心从 1979 年到 1997 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 97 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统治香港的问题变得复杂化。

比如，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让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 1997 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会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 1997 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

当时，邓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香港政府的权力。

英国人在临近97年时在香港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 150 年里都从未实行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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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的越南得到了苏的支持，于是入侵柬埔寨，并且打算进一步占领泰国，称霸东南亚。如果越南能够把势力延伸到马六甲附近，苏就可以彻底包围并封锁中国。

邓 1978 年和新加坡李通报了计划，又在 1979 年访美时和卡特同步信息，访美回国前在日本待了几天，对日本人和驻日美大使重申了态度：越南和苏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

1979.2.17，大约 20 万解放军进攻越南，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邓表示时长不会超过 1962 的中印边境战争（33 天）。最后，29 天后，解放军成功占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河江、老山 5 个省会城市，完成战略目标并撤军。解放军有 25000 人阵亡，37000 人受伤。

战后，邓实现了以下几个目标：

1. 拖慢了越南现代化进程。越南本来就要分兵占领柬埔寨，现在被迫在中越边境长期驻军 80 万，开销巨大，苦不堪言。1988 年，越南被拖垮，从柬埔寨撤军一半，第二年撤走另一半。从此越南在中国边境再无实际威胁力。

2. 改善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东南亚各国都担心越南在苏的支持下称霸区域，因此很感谢中国的出手，愿意与中国多展开各方面合作。东南亚各国成立东盟，也与越南的威胁有关。有趣的是，越南后来自己主动加入了东盟，不再有称霸的想法。

3. 破坏苏的封锁战略。没有了越南对东南亚的控制，苏再也无法包围中国。而苏在之后入侵阿富汗时被几乎拖垮，更加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崛起。1991 年，苏解体。

4. 重整解放军。解放后到 1960s 大乱，邓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逐步失去了战斗能力——军官腐败，战士赌博，装备落后，机构臃肿，战术过时，缺乏锻炼。经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的这些弱点全部暴露出来，邓顺势而为，大幅整顿了军纪。在战后对峙期间，各军区都有部队轮换到越南边境处理小规模军事冲突，实现了实战练兵。

5. 当时华掌权，但完全被卷入作战计划中，他无法对邓进行批评。邓通过这一战完成了对军队的控制，对越自卫反击战被认为是邓的战争。但中国国内很少宣传，所以国际上又称之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6. 相当于给美吃了定心丸，因为中越开战，中苏关系就会彻底破裂，那么美国就不会再担心「中美抗苏」的战线是否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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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荔枝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 16 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

86 年夏末，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听众把他的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他在中科大讲话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行式微。

邦为了安抚学，承认大学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正统派批评他对式微太软弱的理由。

邓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线，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

学们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8 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他们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之前，必须要进行多年的艰苦学习。而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对靠着关系就能得到更好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杆子女感到愤愤不平。

此外，当时不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国家进行分配的。分配的依据，是分管学的政工肝部所写的评语。学们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专横跋扈、不学无术的政工肝部。

方点燃了唤醒学的星星之火后，式微蔓延至全国各地。在上海，江出现在大批学面前。他开口讲话，学们发出质问，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江停下讲话，请学中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们讲完自己的观点后，江说你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敏珠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中去了解更多。

然后江当场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让很多学大为折服。此后几天，学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式微都要先得到批准，流行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江因此在最高班子眼中得了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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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之前的春天的事情结束了。谁对谁错，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我们知道的是，在那件事之后 20年里（本书国内出版于 2013 年），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对发生更大抗议的危险神经紧绷，但中国在这 20 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

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当年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都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讯，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于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的任何时期。

我们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仍然怀着深深的渴望。官腐引发的民怨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独立媒体和司法制度，政府很难成功反腐。

领导层认为，邓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的拥护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在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经济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邓明白外国对式微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国在维持控制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他也知道外国人的批评在中国会赢得一些追随者。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邓重新肯定了保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

邓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向领导戒严行动的军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讲话部分内容在电视上播出，民众在事件后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层表态。

邓感谢军队干部在恢复秩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向这场斗争中英勇捍卫党和人民利益而牺牲的作战员和公安干警表示哀悼。

邓还利用这个机会对群众说，他们也应当感谢解放军的贡献，政府是稳定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

邓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D，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

邓承认，有些人会不理解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但他又表示，相信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一行动。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滑坡，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进一步得到贯彻实施。」邓认为这次制止「动乱」的行动为中国赢得了 10~20 年的稳定。

历史，如他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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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事件完全结束之后，才将权力交给了江。

一是给江一个清白的名声，以免他在群众中的形象受事件影响。二是向党和群众表明邓自己是按照正常程序果断移交权力的，并不是匆忙推出一个新的接班人。

江学得很快，并与元老们（邓云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江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利用曾为自己出谋划策。

曾人脉极广，之前在江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江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

曾的父亲从事多年安全工作，知道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曾的母亲是延安幼儿园的园长，许多高层都是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曾很好地运用了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在北京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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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做了一件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试图与邓直接通电话。

布什在事件后，立即宣布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帮助。在 6 月 5 日，他还接见了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避难，并对受迫害的同学给予支持。但他表示，不想因为中国政府的行动而制裁中国人民。

几年后，布什回忆起事件时说，「假如我没有同邓见过面的话，我也许不会那样自信地认为，我们在那个事件之后还仍然能够保持联系」。

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时间，刚好是邓三落之前（1975-1978）。布什与邓在 70 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

邓在 79 年访美时，把自己仍在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坦率地告诉了布什。邓去德克萨斯访问时，布什邀请他到自己母亲家里做客。后来布什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在亚洲访问期间专程到北京，将布什的打算告诉了邓。几年后，当布什在电视上被问到他遇到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不同凡响」。

但是布什当时给邓打电话，邓并未回应。直接接电话不是中国高层的惯例。于是布什几天后给邓写的一封亲笔信：

「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我来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

「我请您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一原则难免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适性的一种信仰。

「当朋友间遇到麻烦时，比如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我正在给你写的这封信，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私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

布什发出信的次日，收到了邓的回复，邓表示愿意接待布什派来的特使。

邓表示，把布什总统当朋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他都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只要他把我当朋友，我就会一直把他当朋友」。

「但在这件事情上很不幸，美国涉足太深。暴乱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我希望维持中美原本的良好关系，这是布什总统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但这件事情不是两个人从朋友的角度就可以解决的。美国卷入此事，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共统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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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后的几年，当初上街的学们，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醒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情，是官媒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这个事件而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言论。年轻人对此怒不可遏，当时反政府的很多人现在开始热烈地支持政府。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的莫过于反日宣传。一旦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便这种事情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但他们的言论仍然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以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共的支持。

91 年底，中宣部制定出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利用教科书，演讲和媒体。教育的重点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和内战的青少年，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以便形成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邓认为中国存在像东欧或前苏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做出严肃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但是客观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已远远超出了邓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西方在 90 年代后逐渐减少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有排外嫌疑的爱国主义，和邓一手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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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对江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因为这十年（1980-1990）有发展，假如我们五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发展，例如 4%，5%甚至 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邓对江说如何应对西方的指责和制裁，「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92 年，隐退在幕后的 88 岁的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还是太慢，国家有被颠的风险。他决定去深圳进行「家庭旅行」，实际上是为进一步改革开放亲自点火。他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自己的担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政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甚至会葬社会主义。」

他反复提到自己的基本观点：

• 没什么话就把嘴巴闭起来，少说多做，少开会。毛当年要求我给他写发言稿不超过 5000 字，我完成了任务。
• 计划不等于社，市场也不等于资，资也有计划，社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
• 先富带动后富，不能搞大锅饭，打击人们的热情。
• 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 落后就挨打，你们要搞快点！深圳要在 20 年内（即 2012 年前）赶上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 我们已经穷了上千年，中国人不能再穷下去了。如果不重视科技和教育，我们还要挨打。

在邓完成了「南方讲话」后，江马上提出了「社市场经济」，把增长目标从 6% 提高到了 8%～9%，加快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速度。实际上，从 1992～1999，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 10%，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

1992 年 10 月，中14大，邓直到会议结束时才到场。他走到江身边，站了大约 20 分钟，让电视摄像机拍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镜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邓把衣钵传给了江。

从那之后，江通过了邓的所有考试，正式成为三代。江继续坚持邓的这一观点——中国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右，而是左。邓也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当时最年轻的涛，让他们在继续开放的框架下，带领中国前进。

邓的时代结束了。

他曾说过，希望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死后不要设立纪念堂。1997.2.19 午夜，邓因帕金森综合征和肺部感染逝世，享年 92 岁。促成港归的他，没有等到港归的那一天。

按邓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火花，覆盖D旗。

1993.3.2，邓的骨灰撒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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